汪言安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近日发布了一项2010年的生态城市排名，通过对用水、垃圾处理、污水排放及空气污染等范畴的评分，北京排在第181位。

　　继广东番禺垃圾焚烧之争后，北京城市与垃圾之间的争战再次进入人们视线。

　　垃圾来了

　　垃圾已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困”北京。

　　6月29日，从北京东边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土坡上望去，满眼尽是绿色的垃圾山。据工作人员介绍，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为了防止填埋后产生更多的异味，填埋后的垃圾全部用绿膜覆盖，形成了目前壮观的“绿山”。

　　而北京南边的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至少有三大片垃圾场，6月30日，记者在这里看到一处洼地里垃圾堆满了约十米深的生活、建筑和医疗垃圾，村里的小孩掩鼻奔跑经过。

　　北京市西边的卢沟桥以北直到燕山南麓的永定河西侧，由于近10年来一直都在此进行垃圾填埋，垃圾成分日益复杂，加之在此倾倒数年的陈年老粪，永定河水呈现出黄褐色，一片一片的卫生纸或塑料(9380,10.00,0.11%)袋漂在河水上面。

　　而临近北京北六环的昌平区小汤山镇的阿苏卫村，不时有垃圾车从村口驶过，开往离村子西南1公里多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自从1994年年底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正式运行以来，这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接收着来自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垃圾以及昌平和朝阳区的部分垃圾，日垃圾处理量从最初的1500吨达到7000吨。

　　垃圾场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分布着4个村子，除了阿苏卫村，还有昌平区百善镇的二德庄、牛房圈和百善村。10多年来，村民们忍受着阵阵臭味，夏天基本上都要关着门窗。

　　2009年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量已经高达669万吨，相当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最初十几年的处理总量。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升，垃圾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4万吨，并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而现有设施设计处理的总能力是1.041万吨/日，实际日处理量达1.74万吨，设施超负荷率达67%。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到2010年，北京10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将陆续关闭。届时，北京每天将有1.077万吨垃圾无处堆放。

　　北京市政管委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坦陈，“那就是垃圾围城了，局面非常紧迫。”

　　烧与不烧之争

　　6月26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组织10多位居民参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其中著名的阿苏卫焚烧厂周边居民代表律师黄小山也在被邀之列，其网名“驴屎蛋”，他因不屈的维权行动而出名。

　　半年前，政府专门组织北京市居民去日本考察城市垃圾处理方式。

　　“实际上政府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说服我们接受建垃圾焚烧项目。”一位受邀参观高安屯的居民说。无论是北京的阿苏卫，还是西边的六里屯，甚至已经投入使用的高安屯，政府要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都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北京市政管委会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但垃圾焚烧的步伐正在加快。去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与此相伴的是强烈的反焚烧的声音。“反焚烧派”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产生的二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定出人最多能够承受多大剂量的二 英。即使你能达到欧盟暂定规定的标准，也不能保证对人体健康就无影响。在日本焚烧炉周围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就是很好的说明。”

　　赵章元坚定地反对垃圾焚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垃圾在焚烧之前，很少进行处理。“什么都堆在一起，一把火烧掉，怎么可能不污染空气和环境。”

　　另外，垃圾处理主管部门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关于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运行规范、监督处罚制度，企业为了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更新的零部件不及时更新，该用的耗材不用、少用或者以次充好，怎么能保证运行的安全？

　　对此，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不是唯一选择，也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城市，焚烧可以节约90%的土地，对大气的污染也远低于填埋处理，所以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把它作为垃圾处理的手段之一。

　　北京市政府的数据显示，随着垃圾量的增加，北京市每年要拿出近500亩地用于垃圾填埋。

　　王维平认为，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都集中于烟气净化上，这些保证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污染。”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 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定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

　　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 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 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反对者的担心、抗议和抵制，也许都不能阻挡政府选择焚烧垃圾的决心。北京市市政市容部门表达了他们的难处：“日益增加的垃圾必须处理掉，还不能对生活环境产生太大的影响。”

　　以高安屯为例，在没有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前，高安屯垃圾填埋的容量是一天1000多吨，甚至达到一天3000吨，过量的填埋导致了周边环境的恶化，臭味甚至引发了当地居民与垃圾处理厂的冲突。

　　焚烧发电厂建起来之后，每天可以解决掉至少1600吨的垃圾，大大缓解了超负荷填埋所带来的压力，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垃圾的处理逐步到垃圾的管理，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

　　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说，在垃圾处理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如瑞典、德国，包括日本，都没有出现“垃圾围城”的困境。这些国家均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方式让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

　　比如瑞典，每户人家都有好多个垃圾桶，对应的是不同的垃圾分类。除了生活垃圾、金属、电池、纸张、塑料这些基本分类以外，瑞典人为了进一步提高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更有很多细分小类。

　　另外，瑞典处理废弃物有四个层次，首先考虑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有困难的，尝试生物技术处理；生物技术处理不了的，焚烧处理；如果确实不适合焚烧的，再掩埋。最后填埋处理的比例不高，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的时候瑞典有9.1%的垃圾需要填埋，到2008年，这一数据降至3.0%。

　　王维平则认为，在国外，政府对垃圾事业的投入一般分为三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处理占1/3，而垃圾管理对减量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分之二的钱花在了减量上。“目前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实际行动。”王维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