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14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再次表明，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在失望中落幕，年底墨西哥的坎昆谈判也未必会有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低碳实践上的失败。

　　毕竟，各国已经在减排上取得共识，提高了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危机感。而中国，也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探索着自己应走的低碳之路。

　　坎昆会议希望渺茫

　　被誉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以一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协议收场，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两大核心问题上，却以无实质性进展收场，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今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坎昆气候大会。希望能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事业，取得突破，并寻求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但目前，这种希望渺茫。

　　哥本哈根长达12天的争吵后，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降到冰点，这种信任赤字，严重威胁了年底的坎昆气候谈判。而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由于利益的不同，也让气候谈判变成了碎片。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能源专家翟永平指出，目前在气候谈判、减碳的方法上，各种矛盾都有。在哥本哈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起过去200多年无节制排放的历史责任，而发达国际则希望过去一律不究，而把发展中国家列入单一的法律框架。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资金援助方面，又迟迟不见行动，这些都让气候谈判困难重重。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第二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结束后，尽管表示会乐观看待年底坎昆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表达出了不乐观的态度，“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并不取决于中方一家的意愿。”

　　不过，与会的现任联合国环境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王之佳，依旧对后哥本哈根时代充满了希望。他说，各国在减排上所做的努力仍是卓有成效的，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机会和挑战。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将在未来的能源和气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碳交易不是唯一减碳机制”

　　准确地说，低碳概念2008年才进入中国。目前，中国的技术更多是从发达国际引进。就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轨道看，从发达国家转移消化技术，将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而这转移消化技术过程中，势必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

　　不过翟永平说，低碳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讲，知识产权并不会成为壁垒。以“南南合作”为例，中国向柬埔寨越南等一些国家提供这方面技术时，几乎就是用共享的方式。而在南北合作中，也是如此。

　　大家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碳交易机制是否能变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

　　这个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所采用的机制，在度过了最初一段被认为是人类救星的阶段后，开始不断遭受批评。

　　很多环保人士认为，这个机制，跟传统的生意并无两样，一部分人，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此机制获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排克星。

　　“关于碳交易的未来，目前大家其实都看不清楚。”翟永平并不否认这个机制会让一些人得利，“碳交易的积极面还是应该去看，毕竟在减排上，这个机制的确作出了贡献。但到底贡献有多大，目前并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碳交易机制在气候变化问题中，只是一个小的作用，并不能作为唯一的减碳机制。”

　　新能源误区

　　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专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二是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要加速发展；三则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并举的艰巨任务。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先进技术的缺失，都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

　　因为这个特点，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中，清洁新能源成为了目前最大热门。创新新能源技术和从国外引进这方面的先进技术，已成为了中国热点。

　　但在专家眼里，中国似乎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在新能源低碳方面，技术是越先进越好，这样，就能更快地实现中国的低碳之路。但实际上，并不应该是这样，让所有人用得起新能源，改善他们的生活，才是新能源革命的本质。

　　翟永平说，中国目前其实是分为三个阶层，好的地方，可以跟发达国际城市相比丝毫不逊色；而贫困的地方，甚至还没通电。这就让中国在减排上，有着巨大压力。

　　“其实，如果发达国家肯考虑我们的情况，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在减排和资金援助的问题上不松口了。”翟永平再三强调，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新能源未必一定要多新多先进的技术，而是让所有人都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制约瓶颈是技术。”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说，随着低碳在国内的普及，低碳经济已经变成城市规划和新的增长点。但因为目前中国在低碳方面，还欠缺技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哄而起的低碳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热能系热能动力仿真与控制研究所所长李政还指出：“超越技术的因素影响更大。”以节能为例，要实现节能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节能制度，二是节能系统，三是节能技术，四是人的心。而在这四个因素中，节能制度和人的心，在很大程度上，会起着关键作用。

　　“很多做法不计成本”

　　也有人给中国的低碳之路泼冷水，国际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对于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在中国出现的“低碳热”，目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吴昌华说，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政府比较强势的制度，具有它的优势，但同时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或者由于时间上的紧迫感，中国很多做法是不计成本的。而国外众多的发达国家决策过程中，几乎是不能承担不可以的成本，中国政府强烈的政治意愿、强有力的政府控制之下，可以实现，不管它的成本多大。

　　国际上看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一方面，从美国角度看就很急。急于改善气候、环境的人则觉得政府决策过程太漫长了。现实中，由于中国仍然处于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对于中国自己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支撑者的研究来看，也有很多局限。

　　“从追求极致的角度来讲，未来应该达到一个‘零碳’的目标。但是，一方面人类希望尽快地扭转发展思路，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处于贫困当中，需要改善生活，不能剥夺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的低碳只能是减碳，而不是零碳。”

　　但吴昌华同时表示，但作为被世界一致看好的国家，中国在未来的选择，将影响世界上其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