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官员的出现，改变了国外资深媒体人士对中国参与国际谈判的认识。  

　　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太善于应对西方媒体，从谈判现场离开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往往以小心谨慎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担心说错话，另一方面也是语言关。” 

　　然而，从2007年在巴厘岛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开始，“一位英文和中文说得同样好的中国官员”给上述台湾媒体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中英文俱佳的中国官员便是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大使于庆泰。 

　　1956年出生的于庆泰曾在外交部亚非司、国际司、非洲司等多个部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过，有着丰富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工作经验。

　　2007年8月，出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已有4年的于庆泰被任命为气候谈判特别代表，负责气候变化对外谈判事务。而他“说的话”往往被西方媒体直接理解为是“代表着中国的声音。” 

　　“于大使出色的英文，对整个谈判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和意义”，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本报记者表示，“他的语言天赋让中国的声音变得更多更大更强。”  

　　除了参加谈判之外，于庆泰还要面对不同媒体的采访。这使得他对待媒体经验丰富，知道记者们“需要什么”。 

　　因此，7月初来南京参加上海世博会分论坛的于庆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媒体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这样“引导”本报记者：不能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 

　　1、正确区分气候问题的制造者和受害者 

　　《21世纪》：我刚注意到你的整个主持过程，为什么反复“普及”气候谈判的一些概念？ 

　　于庆泰：每个人对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的观察和理解不同，但国际间之所以要对气候变化进行谈判，商谈如何共同面对，有着其基本的背景。 

　　第一，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空间造成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在200年来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无节制的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累积恶果。这也是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坐下来就气候变化进行谈判的根本原因。 

　　作为人类共同的

　　财产——大气，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过分占据了排放空间，造成了今天的气候变化的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正确区分谁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制造者和受害者，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必须要把排放减下来，必须要把多占的排放空间让出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故而，发达国家要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以促进节能减排更好地进行。 

　　第二，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必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做”。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刚刚起步，还有着数千万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所以长期的任务仍然是加快发展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  

　　在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减排措施和政策上，中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体现了最大的诚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超出我们能力的要求，坚持发展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2、坎昆会谈：重建互信？ 

　　《21世纪》：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目前世界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于庆泰：主张重新互信，这是我们的态度，同时也是很多国家普遍的态度。事实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哥本哈根会议一个很令人遗憾的后果。  

　　在巴里路线图之后，本来很多国家都是希望通过哥本哈根会议，凝聚国际社会力量，为了共同利益，达成保护气候的共同愿望和协议，为2012年以后加强国际合作打下一个基础。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意并没有实现。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没有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行事，他们没有这个政治意愿，在减排和提供资金技术上做的事情不多。 

　　同时，还千万百计地把责任转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超过他们的责任、义务和能力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积极行动千方百计地诋毁，这自然会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坚决反对。 

　　所以，这导致了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并破坏了国际社会在加强合作上的共信。  

　　因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了实现巴里路线图确定的目标，为了确保国际合作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要重新互信。  

　　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几句的过程，必须要有基础，要重归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规定，也就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来谈判，重谈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自都要做什么。  

　　《21世纪》：有专家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于庆泰：这个分化有，但我个人认为站不住。  

　　参加哥本哈根谈判的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一个多边集团，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有最不发达的国家，还有面临特殊情况的一些小岛屿国家，应该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统一利益。一个就是我上面说的，气候变化是由谁造成以及谁是受害者；第二是发展中国家，最优先的任务仍然是发展，不能放弃发展去面对气候变化。  

　　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团结在一起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的。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会见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各自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21世纪》：今年底就要在坎昆继续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国会怎样努力？  

　　于庆泰：哥本哈根之后，国际合作受到影响，现在各方都意识到，还是要重新坐下来谈判，重新考虑立场。  

　　今年8月、10月还会继续谈判，现在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还是有意愿想在下一轮的谈判中取得进展，即在坎昆会议上取得一些成果。但不可能在一次谈判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至少这是一个努力和讨论的方向。  

　　我们会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一方面参加谈判，一方面采取行动。温总理说，中国的行动不与其他国家的行动挂钩，只要对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好处的事情，我们都要努力做下去，不管你其他国家做不做或做多少。  

　　温总理同时也表示，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代表了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本着国情和未来发展的态度，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就放弃我们的原则，就接受不合理的要求。  

　　我认为，中国发展的任务很重，但我们不会伤害发展的过程。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发达国家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发展中国家，所以必须要保证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保护环境保护气候。 

　　3、气候谈判是政府行为  

　　《21世纪》：现在看来，要使得气候变化谈判取得进展，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于庆泰：我认为，气候谈判国际合作长期以来不能有效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没有兑现在资金技术问题上的承诺，没有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资金和技术问题非常重要，但就具体的资金使用问题还在谈判中。所以现在发展中国家都很期待，希望通过谈判能让这些问题得到尽快、更好的解决，让发展中国家实实在在得到帮助。这是现在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  

　　我必须强调，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是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中国参加气候谈判，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保护气候保护环境，符合中国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  

　　你也可以看到，中国采取的行动是非常大的。我们提出的目标，从中国的国情看，力度是非常大的，达到目标之后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实实在在的、巨大的，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相反发达国家虽有承诺但做得不多。  

　　《21世纪》：这次会议期间，也有一些发达国家人士表示，发展中国家应该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促使加快资金和技术的转移。  

　　于庆泰：首先要明白，世界共同面对气候变化谈判，是政府间的谈判。 

　　我认为，发达国家承诺了但又不做，这是一个百分百的违诺行为。既然在联合国文件中承诺了，这就有了法律责任，因此你就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是你的责任，不能推给市场，否则就不可能写到政府间的文件里。  

　　《21世纪》：因年纪原因，在WMO(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担任重要职位的一位中国人面临退休。WMO对气候谈判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国内认为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声音。  

　　于庆泰：中国未来要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就要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担任国际组织的职务甚至领导职务。所以对国际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参加气候谈判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有各个方面的官员和专家。我们的合作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