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一个环保组织的资金账本
李伟
两个晚上2000万元
100万，王石举起了牌子。
经过主持人最后3次询价后，他以这个价格拍下了画家管勇的作品——《宁静的红》。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的心情放松下来了，一个多小时前他在台上宣布拍卖的目标与要求：筹资要达到500万元，并且不许有一件作品流拍。至少，这一件画作就已经完成了任务的1/5。
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即SEE基金会，以下简称“SEE”)成立刚满6周年。这个以企业家为主要会员的NGO组织，期望以一场艺术品公益拍卖活动来纪念6岁生日，并且探索未来的筹资模式。
2009年底，SEE执行理事会换届。陈东升当选执行理事，并成为财务委员会主席。组织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在2010年为协会募资500万元。对于一位年管理资金超过1400亿元的企业家，500万元似乎并非挑战。但生意与公益则是两码事。
陈东升也是嘉德拍卖行的创始人，他决定利用艺术品拍卖的资源和渠道，在6周年纪念日组织一次公益拍卖，一次性解决500万元的问题。于是嘉德拍卖联系了30余位有市场影响力的青年艺术家，包括尹朝阳、管勇、向京、瞿广慈、崔岫闻等，由他们捐出作品。而协会内的企业家则成为“现金牛”。
艺术家们的作品，加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捐赠的从珠峰上背下的氧气瓶，会长韩家寰、陈东升捐赠的艺术品，一共39件拍品，在6月5日的一个晚上全部拍出，总共筹资547万元。其中管勇的油画拍价最高，达到了100万元。而刚从珠峰捡垃圾回来的王石也成为当晚最大的买家，他一共花了175万元将7件作品收入囊中。其次是操办人陈东升，拍得8件作品共计104万元。作为当晚的拍卖助手，冯仑购得5件作品，花费58万元。
此前，4月26日，SEE就曾与《时尚芭莎》、中华救助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一次以明星为主的拍卖会，一晚共筹得资金1400多万元。其中一幅油画卖到了1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两个晚上一共收获了2000万元的公益资金。
事实上，困扰很多NGO的经费问题，对SEE来说并不存在，至少目前并不存在。这家NGO的成员都是国内著名的企业，拥有强大的资源和能量，他们是中国最会赚钱的人。“我们这个组织目前不存在缺钱的问题。这间办公室是万科免费捐赠给我们使用的，如果按照这个位置的租金应该是80万元一年，这还不算会费。会员每年捐10万元作为会费，保持他的会员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额外进行捐赠。”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对本刊记者说。
按照SEE章程，每名会员每年缴纳10万元的会费，连续缴纳10年，即成为终身会员，则无须再缴纳会费。而在这10年期间，只要会费到期还没有交上，则失去会员资格。截至2004年6月4日，协会成立时有55名企业家每人缴纳了10万元，4天之后其余人的汇款到账，总共第一批会员有79人。
到现在SEE共有134名会员，以此计算每年可得会费1340万元。除了会费外，企业也会在SEE内部设立专项基金，在其感兴趣的领域内开展公益活动。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就在SEE内部设立了40万元的专项基金，致力于保护生态文化。如有突发事件，协会就会临时召开会议组织捐赠。汶川地震后，SEE就临时联合其他几家机构紧急募捐了1000多万元。但在协会的资金来源中，会费始终是最主要的渠道，也是最稳定的收入。
而按照章程约定，会员只需缴纳10年会费。现在SEE的第一批会员已有6年会龄，4年后将有一大半会员成为终生会员，他们无须再缴费。在这种情况下，未雨绸缪，SEE开始考虑未来的资金来源问题。
“如果现在不做这个工作，会员到期后，又要重新开会，研究是否要继续缴费。但当初的规矩不能变，要执行下去，也要进行探索。”杨鹏说。
陈东升成为财务委员会主席后，就开始承担起探索筹资模式的任务。于是就有了今年两次拍卖活动。
“以前我们会在项目执行中通过资金配套的方式调动社会资源的投入，比如我们在某个项目上投入一笔资金，政府和企业也要在其上配套相同数量的资金。”杨鹏说，“但是直接把钱放在协会由我们直接使用，这还是第一次。”
钱怎么用
对于不缺钱的SEE来说，怎么用钱反倒成了一个需要推敲良久的问题。
2004年6月26日，SEE成立后举行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就确定了资金的使用办法，即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
最初秘书处提出了财务分权制的方案，即会长、理事会、秘书长有不同的资金审批权限，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使用资金。但这个方案随即被会员们否决了。这些企业家会员都是制度爱好者，他们期望以平权模式来构架协会组织，“看看平等的主体联合起来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按照权力大小决定资金使用的方案自然被放弃。
于是“预算管理制”被提上会议讨论。所谓预算管理制，就是秘书处提出财务预算和规划，执行理事会讨论批准后，从会长到秘书长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执行，每一分钱都是由预算所规定。领导者没有突破预算的权力，在确定预算后，就成为一个执行者和服务者。
“预算管理制是法制思想在公共事务中的核心表现，极大减少了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因为预算的批准流程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过程。”杨鹏说，在他们这里，即使理事会也只有上下浮动20%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方案说起来清晰，但执行起来却颇费周折。在讨论第一次预算方案时，全体理事成员都参与了决策，结果效率非常低。“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都需要反复解释，花掉了大量时间，现场乱成一片。”杨鹏说，“后改为预算方案由执行理事会批准，这个问题相当于，公司重大决策，是由董事会批准还是由股东大会批准。”
预算编制的审批程序如何做到既高效又民主，是协会最初几年的困惑。而协会成员都很忙，不可能总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事实上，前两版的协会章程都没有独立讲清楚财务预算的确定程序。直到第三版章程推出时，才设定了专门一章，明确了“全面预算管理制”的详细操作方法。
每年的10月份，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此后就开始第二年的预算编制工作，秘书长提出方案前要经过各执行部门的讨论与提议，形成草案后提交“项目专门委员会”或“财务专门委员会”预审，通过预审后秘书处还要向全体理事征求意见，最后形成正式报告，由执行理事会进行审批。方案的形成，要兼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渠道。
一般每年的12月底到次年1月初，年度预算的审批工作就要完成。“审批不通过，我们协会的各执行部门就没有事情做。”杨鹏说。
在协会运作中，对于程序本身的尊重远远超越了资源的实际价值。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是第一任监事长。他在一次做报告中提出财务不规范的问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协会用1.6万元现金买了一台电脑，而不是用支票。马蔚华后来自嘲，他在招商银行管理上千亿元的资金，1亿元以下的项目审批都无须过问，却偏偏到这里去挑1.6万元的刺儿。
“就像布隆伯格参选纽约市长一样，他认为城市管理混乱，而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选择只与责任有关，而与利益无关。”杨鹏说。
随着SEE的不断发展，项目逐渐展开，每年的费用支出也由几百万元增长到了上千万元。今年的预算超过了2300万元。其中约40%的经费用于在阿拉善的荒漠化防治，另外约40%资助其他环保NGO组织，最后约20%用于推动会员企业的环保活动。SEE目前已经援助了100多个其他NGO组织开展项目，凡是涉及8万元以上的，都要由资助拨款委员会进行严格面试，这个委员会由七八位企业家组成。
在SEE的带动下，各个会员企业也在其领域内开展了各种环保行动。万科已经不再提供毛坯类住房，只生产精装修产品，因为后者要比前者减少2/3的装修垃圾污染。马蔚华在招商银行尝试开展绿色金融，不再向高污染企业提供贷款。
“也许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作用才是最大的。”杨鹏说，“每个企业都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有强大的动员力。而他们参与SEE，则影响了他们的意识，环境意识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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