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独特的环境问题和压力，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型或者理论可以适用。

　　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进行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是否有能力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采取措施。

　　本报记者  袁瑛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中国最近几起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化工产业相关，你们曾经是如何解决化工产业与环境安全问题的？

　　保罗·费拉罗：在化工污染上我们经历过类似的阶段。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承受五十多年前的环境污染代价，很多地方由于化工原料的堆积和渗透，使得开发起来很危险，并且成本昂贵。尽管如此，通过禁止某些化工原料的使用、制定限制标准以及提供透明可靠的化学物生产和废气信息(例如美国的“有毒物排放清单”)，我们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托马斯·斯特纳：在欧洲，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时代已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那个时期，也见证了欧洲各国政府环保部门的建立、相关环保法律的建立以及大规模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运动的开始。之后八九十年代，关于企业的污染丑闻不断见诸报端，企业被送上法庭受审，或罚款或刑拘。如今，在欧洲，这些企业对环境信息和污染行为更为谨慎，因为来自法律的监管、来自员工、消费者以及政府的信任丧失可能会使得他们无法正常运营，并失去投资者的信心。

　　南方周末：有分析认为中国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这与您的国家曾经历的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保罗·费拉罗：将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比较十分困难。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几乎增长了4倍，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如同一块未经探索的土地，高速增长的中国给全球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影响无人可预知。如果说，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获得的成效是因为其制度的变革，那么无疑，匀速、缓慢的增长更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因为很多制度变革的步伐也是缓慢和逐步进行的。中国正在经历的，包括成千上万工业化工原料的使用，以及巨额资金的流入，都在放大潜在的环境风险。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反倒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应对。处于一个全球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能力史无前例的强大的时期，中国面临的这种独特的环境问题和压力，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型或者理论可以适用。

　　南方周末：西方经济学界总结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它对中国的参考意义何在？

　　保罗·费拉罗：库兹涅茨曲线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它所描述的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即我们还不清楚收入的增加是否会真正影响到环境的质量。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这一曲线也不能给出以一概全的解释，例如二氧化碳排放，至今学界都公认无“拐点”可言。事实上，不是GDP的增长改善了环境，更准确地说，是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他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就越强。如果政府不采取灵活的、成本效益的政策，我相信中国未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仍将持续增加。

　　托马斯·斯特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库兹涅茨曲线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受到政策的极大影响。一个公认的道理是伴随着人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增加，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诉求就会反映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这一过程正在中国发生，而且随着中国人民更富有，这一诉求只会愈来愈强烈。

　　南方周末：您对解决中国环境困境的建议是？

　　保罗·费拉罗：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并非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对中国的环境困局也并不一味悲观。美国和欧洲成功治理了环境问题在先，这些制度上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进行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是否有能力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采取措施。西方政府在环保政策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透明度、清廉以及公民权利的运用。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伴随着资源和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以及公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企业也在创新寻求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即使在美国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之前，我们观察到国内的污染已经在下降。事实上，研究表明，在治理污染方面美国所取得的成果，更多的是来自国内的政策而非污染企业和产业的转移。因此，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确实有一段艰辛的道路要走。

　　托马斯·斯特纳：针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可以应对，包括清晰的法律制定，界定涉及企业和个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独立、完善的司法体系，以贯彻法律的执行；媒体自由的讨论空间，以增大污染事件的传播度：最后，就是对于公众的教育普及。根本上来说，环境信息的开放流动是关键。

　　(托马斯·斯特纳为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前主席、保罗·费拉罗为美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董事)

　　名词解释

　　库兹涅茨曲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它同样被用以衡量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曲线显示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呈先恶化而后逐步改善的趋势。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