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君 纪睿坤 方艳

　　《21世纪》：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看到，我国的人均收入并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升。如何让国民切实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能否效仿？

　　张斌：比起GDP数字，我们在国际比较上更应看重人均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就是扣完税之后进入民众口袋里的钱到底有多少。政府不能把GDP的增长视为国家终极目标，而是应该把国民福利和国民收入的提升作为最重要的施政目标。

　　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增长很快，但是福利改善非常有限，很难想象在三十年高速增长之后，还有这么多国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相比之下，日本、“四小龙”国家在完成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都已不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中国不能模仿日本当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倍增计划”中的目标其实主要的还是GDP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当年世界正处于资源品价格低成本时代，规模化倍增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并不像今日这样严酷。

　　《21世纪》：日本在上世纪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而中国当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局面与之类似或更甚。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上，我们的邻国有何借鉴之处？

　　张斌：当下中国面临的发展瓶颈，和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速发展中遇到的“死亡GDP”问题十分相似。所谓“死亡GDP”，是指因过度强调GDP总量和工业部门的增长目标，而造成环境污染威胁民众生命的问题。日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在重视并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日本历届政府均着力调整经济政策、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向“绿色GDP”转型。

　　但中国在“唯GDP论”和传统工业化思维主导下，如今从量上看，中国的工业化不是没走完，而是走过头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像中国这么高。在目前资源日益枯竭、环境压力接近极限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再走重化工业化的老路、不应再追求粗放发展模式下的“死亡GDP”了。

　　具体到产业转型上，中国要从生产导向的产业形态向消费导向转变，这本身即是经济发展思维模式的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和执行体制如不能快速转变过来，中国的未来就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