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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交易，能怎么试？

　　2009年，山西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26.84万吨。有报道称，国家财政部和环保部已批准山西省从火电行业开始，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报道说，此举将有助于山西污染物总量的持续削减，逐步改善当地环境。

　　天津、北京、上海、唐山、长沙、湖南、陕西等省市也在探索二氧化硫排放权的交易。

　　美国的二氧化硫配额交易实践，已经有20年了，取得了公认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果。中国在这方面探索了10多年，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二氧化硫价格信号。什么叫“价格信号”？

　　我们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看到的铜价格，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看到的大豆价格，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看到的棉花价格，就是有流动性的、价格发现机制的例子。信号就在那里产生。

　　在美国，二氧化硫配额的交易价格，产生于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FuturesExchange,简称CCFE)。CCFE是受美国联邦期货监管委员会CFTC直接监管的金融交易所。CCFE专门推出的SFI(即SulfurFinancial Instrument, 硫金融工具)的期货和期权合约的交易。

　　中国的期货交易历史不到20年，而西方已经有100多年。而且，与传统可仓储的、实物交割的“有形”的大宗商品期货(如铜、大豆、棉花等)不同，排放权是“无形”(intangible)的。美国第一个“无形”的商品期货交易，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利率期货。而中国第一个“无形”期货，是今年4月16日才上市的沪深300指数的期货合约。

　　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每年2300万吨。在火电行业开始试点二氧化硫交易，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在操作层面上，我感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引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制度的设计就必须要符合市场内在的自然规律。市场发挥作用，价格信号公开、透明、不失真，前提是有充分的流动性。如果参与试点的火电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过小，流动性不够，则价格信号容易失真。

　　我个人感觉，为了保证这个“最小排放总量”，指标的跨省流动、交易，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在设计中安排了跨省交易，则参与交易试点企业的配额应该有国家环保部统一调控；地方环保部门则负责试点企业以外的配额管理。

　　根据媒体报道，“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指标，采取统一规定的绩效方法进行分配，先由环保部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再由各个地区将指标分解到各个企业。在这个分解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变异，其结果阻碍了二氧化硫统一价格发现机制的出现。

　　其次，数据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数据，排放权交易就是空话。因此，参与交易试点的火电企业的二氧化硫在线监测体系，包括软件和硬件，最好也是在国家环保部直接控制下。客观上，这有可能限制了首批参与交易试点的火电企业的数量，但同时又要满足上面提出的“流动性”条件。

　　第三，金融工具的设计。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排放配额的现货和衍生品工具及相关的市场架构细节。在2008年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的纳税人花了上千亿美元(即TARP项目)救助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而美国的期货交易所却“独善其身”，没有拿TARP一分钱！金融交易所价格发现、转移风险的功能，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

　　在可能出现的二氧化硫交易试点中，一个有完善治理结构的交易所，在加上设计到位的金融工具，是落实政府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的政策、并使企业以最低成本达标的基础。

　　(黄杰夫：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