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英雄”的时代命运

　　本刊记者┃何书彬

　　华南虎，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一步一步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时隔半个多世纪，曾任湖南耒阳土改工作组组长的资朝阳仍记得当年打虎队打到老虎的场景：“(大家)手里拿着个大木头，把它原地抬起来，一看，就跟电视里面那个武松打虎差不多。”

　　耒阳位于湖南南部，境内多是丘陵，并无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然而在建国初期，这里却是整个湖南“虎患”最严重的地方。

　　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其中仅仅在耒阳，以“当代武松”陈耆芳为队长的打虎队，在短短7年间就打到猛虎168只。

　　凭着“征服自然”的赫赫战绩，陈耆芳迅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广为宣传，并在1957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如今追随陈耆芳四处追捕猛虎的打虎队队员大多已故去，见证过当年的那段历史的陈耆芳的长孙陈湘然也已74岁。回忆起当年打虎故事，老人家仍很激动。但是陈湘然从青年时代起，就再也没见到过哪怕一只华南虎。

　　■ 突发的“虎患”

　　1952年春天，湘南的农民都沉浸在分了土地和山林的喜悦中。同是在这一年，湘南各县市频频传来“虎患”消息。

　　先是在耒阳东边的炎陵县新坪村，人们惊恐地看见了饿虎下山。《炎陵县志》对此事的记载如下：“人们前去围捕，一虎竟叼起一人为质，偕另一只从容离去。”炎陵县山高林密，当地有很多猎户。老虎们肆无忌惮地下山，经验丰富的猎人们也不明白，不是一直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吗？

　　此时湘南的山林虽然仍是连绵不绝，但是山上留给老虎的猎物已远不如以前丰富了。1950年，“土改”开始后，湖南各地掀起了开垦野岭荒地的热潮。同一年，为防野猪、水鹿到新开垦的田里“偷”庄稼，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猎手上山捕杀野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水鹿奖谷二斗。本来就有着狩猎传统的炎陵人热情高涨，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打猎队，对高山密林进行了地毯式的围猎。

　　这一次围猎，猎人们并没有大规模地捕杀老虎，但老虎们却在山上找不到猎物了，饿肚子的老虎们不得不下山“碰碰运气”。为防饿虎伤人，炎陵县政府在1952年的谷雨过后，采取了紧急措施，封闭了县城的一座城门。

　　在与炎陵相距不远的耒阳，“虎患”更为突出。1952年的一个秋日，陈耆芳的一个孙子到家对面的“百里冲”山下，看管自家的地瓜田，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回家。陈耆芳感到不太对劲，就赶到田里，却只发现了孙子留下的一只鞋子。狩猎经验丰富的他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孙子应该是被老虎叼走了。接着，他到山里去寻找，发现了孙子的一条残缺的“脚把子(腿)”——人已经被老虎吃了。

　　时隔多年，陈湘然在耒阳夏塘镇莫浣村的陈家老屋里讲述这件事时，仍感到一丝恐惧。他说，被老虎吃掉的是他的堂兄。他爷爷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打虎，先后拜过好几个师傅，还跟一个衡阳的师傅学习过如何调配用以猎杀老虎的毒药。但是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里，陈耆芳打过的老虎并不多。

　　孙子丧身虎口时，陈耆芳已经65岁了。悲痛的他连夜调配出涂抹在箭头上的毒药，发誓要杀死那只叼走他孙子的老虎。

　　年轻的耒阳县长杨泽芝在整个1952年也一直因为老虎而头疼不已。隔不了几天，就有一起老虎伤人事件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全年下来，耒阳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被老虎捕走的家畜更是数以千计，这让耒阳成了全湖南“虎患”最为严重的地方。

　　在向上级报告后，杨泽芝组织了足有一个连的打虎力量。他们装备了轮盘枪、机关枪等现代化武器，像作战一样进山，要剿灭“四脚土匪”(当时湘南对华南虎的称谓)。但是在战场上的经验对于打虎没有丝毫作用，在山林里搜索了一个多月，他们竟然连一只老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卯足了劲，却一无所获，“武装同志”都急得大骂。在听过乡民们关于“打虎能手”的谈论之后，杨泽芝决定寻找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来担任打虎队首领。

　　“高山打虎名声众”，陈湘然说，解放前他爷爷的打虎本领就已经在耒阳和耒阳周边地区广为人知。杨泽芝来到夏塘，拜访了陈耆芳，并带他到县城。

　　当年年底，耒阳各界在县政府礼堂召开了打虎队成立大会，陈耆芳被公推为打虎队队长。凡参加打虎队的队员，政府每月补助300斤粮食。

　　■ “为民除害”

　　就在陈耆芳带着打虎队队员在丛林里四处追捕老虎时，有关“虎患”的消息仍不断从湖南各地传来。沅陵、新化、安仁、通道乃至长沙岳麓山，湖南数十个县市都报告了老虎伤人的消息。

　　时人的反应是“老虎集体疯了”，但是当时没人仔细想过这场“虎患”的真正原因。后来人们推断，是生态链的破坏导致了饿虎下山。首先是“土改”后对山林的大规模垦荒导致了野猪、水鹿等动物的觅食地减少，不得不与农民争夺庄稼。接着，炎陵等地对野猪、水鹿的地毯式围猎又导致了老虎没了口粮，让老虎不得下山觅食或远走他乡。

　　陈湘然则认为，当时湘南的“虎患”之所以最为突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建国初期的湘西在进行剿匪战役。持续不断的枪声和炮声使得湘西的华南虎向湘南转移——这和国内外虎豹专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人群活动强度过大时，老虎会选择“搬家”。在部分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湖南的“虎患”首先从炎陵开始，却在耒阳闹得最为严重——炎陵的“全民狩猎”使得当地的老虎不得不到邻近的耒阳一带做“客”，导致1952年时耒阳的老虎数量比以往更多，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虎患”。

　　各地消除“虎患”的办法都是快速成立打虎队。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陆续成立一千多支打虎队，耒阳打虎队是其中的一支大队伍，在刚成立时即有队员近百人。陈耆芳自己带了11个人，除了自制毒箭，还有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人人配子弹”。他们首先到夏塘和周边的乡镇搜索虎迹，设置陷阱，等待机会。

　　陈耆芳可以根据老虎的脚印判断它的活动规律。虽然说任何一只老虎的活动都很谨慎，但是在陈耆芳这样的猎手面前，它们无处可逃。短短一年时间，陈耆芳就打了40多只老虎。

　　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县长杨泽芝就在县城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身为打虎队队员所得的物质鼓励，以及接踵而来的“为民除害”、“征服自然”等各种荣誉，让打虎队更加热情高涨。耒阳附近的安仁、永兴等县的精干猎手闻讯也都纷纷赶来，加入陈耆芳的打虎队。耒阳打虎队的“战斗”范围就更加广阔，耒阳周边地区以及和邻省交界的区域也成了这些打虎队的围猎场。

　　到1959年时，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已经“消灭”了138只猛虎，消灭的野猪、麂子等动物则更多。1956年时的一份“记功薄”这样描述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的功绩：

　　“全队消灭虎豹105只，野猪132只，山牛(水鹿)2头，麂子2157只，箭猪203只，狐狸415只，兔子376只，害鸟1612只。”当时的文章称赞打虎队：“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勇敢，保护了人们的生命，保卫了农业丰收。”

　　辉煌的战绩让陈耆芳声名远播。1955年时，陈耆芳还应邀到韶山打虎，用毒箭放倒了一只400多斤的老虎。

　　如今在耒阳夏塘镇，提起陈耆芳，凡是年纪稍长者，对他的故事仍是津津乐道。镇上85岁的郭凤莲老太太说，她年轻时上山砍柴，见到4个老虎幼仔，以为是小猫，就抱下山来。陈耆芳见了，说这是小老虎，于是他提着小老虎上山，设下陷阱，成功地诱捕了“老虎婆子(雌虎)”。

　　■ 华南虎退场

　　“土改”结束后，各地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里，作为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陈耆芳接连受到了多方面的奖励：1955年，他成为耒阳县的打虎英雄；1956年，他代表耒阳打虎队出席了郴县(今郴州)专区的劳模大会；1957年，他出席全国农业劳模会，“戴着红花，到了北京，见了毛主席，上了天安门……”；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他的事迹为内容，出版了《打虎英雄传——记打虎英雄陈耆芳》，这本书属于当时湖南的“先进模范人物丛书”，与陈耆芳一同入选这套丛书的，还有养猪模范、兽医模范、开山凿石模范、供销社干部模范。

　　在那本书中，陈耆芳被描述成一名解放前与土豪做斗争，解放后努力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农民战士，他在书中自述：“毛主席年纪也大了，他还要为六万万人操心，我只爬爬山，装装弩，算得什么！如果多打一只虎，也算是为社会主义多尽了一份力”。

　　在1958年后，年过七旬的陈耆芳仍不肯休息，“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席卷全国……71岁的陈老头子更坐立不安了，看着年轻的小伙子半夜三更，点着汽灯，翻山过坳，去挖山土，他也披起衣来，拿着弩摸进山去……”但是此时山里的老虎已经很少见了，书里再次赞颂打虎英雄们的功绩：“没有老虎在山坡，挖起土来唱起歌……唱得规划早实现，唱得农民干劲多。”

　　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这场“虎患”的原因，书中这样解释：“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明欺暗夺，那些靠打老虎为生的人，用生命换来的钱，总被洗劫一空，于是打老虎的便一年少一年，虎豹却一年多一年了。真是：苛政猛于虎，虎伴苛政生。这就造成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严重虎患。”

　　书中还认为，“土地改革进度慢，虎是地主的大帮凶”，因为地主的山林虽然分给了各户农民，但是地主家的“守山虎”却开始到处吃人了，打掉地主和地主的“守山虎”，都是进行“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

　　但就在耒阳“虎患”几乎完全消除的时候，在湖南、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发生了一次极为罕见的“百虎围村”事件。

　　1957年9月的一个下午，通道县高坪村，一个位于雪峰山麓，人口不满百的小村庄，突然被近百只猛虎团团围困。老虎无视村民的火堆和锣鼓，将村庄围了三昼夜，最后冲进村里，将所有牲畜洗劫一空，还叼走了一个小女孩。

　　没有人能够理解“百虎围村”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件，这事已经完全超出了常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老虎乃是一种领地性极强的动物，特别是雄虎，它们每一只都要占有相当大的一片领地。在这片领地上，它们也许走上很久都不会碰见另外一只老虎，如果有其他老虎要与它争夺领地，势必要发生一场恶战。

　　通道县政府赶紧向邻近的贵州、湖南各地的猎手求援，其中就包括陈耆芳。没过多久，华南虎就从通道县消失了。1964年，湖南最后一支打虎队解散，此时全湖南猎杀的华南虎数量早已超过了600只，华南虎在全省范围都很少见了。

　　不仅仅是在湖南，在贵州、江西、广东、福建等其他地方，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场打虎热潮后，华南虎很快销声匿迹了。

　　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曾对建国后各地捕杀老虎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建国初期，有超过四千只华南虎生活在南中国的山林里，之后，随着猎杀高潮的到来，湖南省在1952-1953年猎杀了170只华南虎；江西省在1955-1956年猎杀了171只；福建省在1955-1964年猎杀了334只。

　　这三个省份由此成为当年猎杀华南虎最多的省份。胥执清估算后认为，在1950-1960年，全中国至少猎杀了3000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南方各省对华南虎的猎捕数量逐年下降，从一个省就可以每年猎捕50只以上，下降到只能猎捕到寥寥几只。1974年，全国的捕虎数量下降到14只。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多数省份已是无虎可猎了。

　　那些侥幸逃过猎杀的华南虎此后也只能苟延残喘了，胥执清认为，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中国的华南虎数量只有建国初期的1%。因为难以再见到华南虎，耒阳人对这种曾被他们称为“湘南虎”的老虎也就慢慢不再关注。“1958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山上的大树都被砍光了，到哪里去找老虎？”耒阳林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华南虎，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就这样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