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Tiger Tan

　　主笔┃杨东晓

　　谭邦杰是一个很少被中国公众知道的名字。这位中国最早按照现代动物保护理念提出保护野生虎的人，在自己42岁的最好年华时，与动物隔绝了22年。也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野生华南虎遭遇到毁灭性的捕杀，一步步走向灭绝。现在已无法假设，如果谭邦杰及其同道的命运轨迹不在那时拐弯，华南虎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谭邦杰就大声疾呼要抓紧保护野生虎。但很快，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龙桥太舟坞放羊。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产科给动物园打饲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让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铁道下听狼嚎。“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被那凄凉的嚎声由梦中唤醒，久久不能入寐”。

　　现在，无人知道他不能入寐是因为个人际遇，还是狼嚎的声音又将他带回了熟悉的动物世界。

　　1980年代，谭邦杰复出，不停地在媒体上疾呼要保护野生虎尤其是华南虎，终于在1986年通过努力，使得华南虎成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得太晚了。

　　没有人能够假设，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谭邦杰不是被打倒、被隔离，华南虎这一物种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更改？

　　■ 打虎1957

　　谭邦杰的父亲谭显章，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殉国的民国外交使节，死时42岁。

　　谭邦杰本人是美国驻华使馆驻平副武官处惟一的中文秘书，担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区长。由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谭邦杰曾有机会从政，但他希望离政治远一点。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酷爱动物，曾自修过生物学专业。1950年3月，谭邦杰通过“自报公议”被聘为北京西郊公园动物股首任股长。多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不太冷，大约是春天。”那时，刚经过战乱，动物园只剩下动物3种17只，谭邦杰用了五年时间一步步去丰富动物品种，并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19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西伯利亚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知识分子谭邦杰远离政治的天真想法，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从此开始了22年的“老运动员”生涯。

　　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几天，谭邦杰收到一封密云县的来信，信中说在清东陵发现一种浅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纹的老虎。这正与文献中记载的黑虎相似，正当谭邦杰要安排保护黑虎的措施时，自己就成了“右派”。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虎。

　　这一年，反右斗争“找”到了很多人头上。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陈占祥也是这一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则受到了冲击，北京城墙没有保住。不幸中的万幸是，梁思成的一些弟子后来被发配到西安，西安古城因而得到了部分保护。

　　而谭邦杰却是在孤军奋战。他要保护的老虎，此后完全是孤立无援。1957年，也是中国打虎的高潮年，数百只华南虎被当做害兽打死。

　　那一年还发行了普9型天安门武松打虎邮资封；中国连环画泰斗刘继卣出版了小人书《武松打虎》，一版一次印了8万册。同年6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来到华南虎出没的湖南省，演出了《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在这一年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盲区22年

　　寻找谭邦杰动物保护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从1957年起进入盲区。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健在的老者口中，只鳞片爪地复原谭邦杰这22年。

　　除了有人看到过谭邦杰在门头沟放羊时背完一本英语词典，6年“右派”生涯中没有更多的回忆能够说明他还与学问有关。

　　1963年，摘帽“右派”谭邦杰回到动物园打扫了3年厕所，1966年起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炼狱”是谭的同事在回忆他的“文革”岁月时特别重调的一个词。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打扫公共厕所(动物厕所谭邦杰没有资格打扫，怕他报复、迫害动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动物园每一个人挨斗，都可以拉谭邦杰当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队”。

　　即便是在这段时期，还是有一个人发现谭邦杰在看书。崔占平，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动物园主任，他发现谭邦杰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崔占平的记忆，弥补了一小段空白，有助于人们理解谭邦杰在1979年以后的巨大能量爆发期。

　　文革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文革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平反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

　　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平反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但他要保护的虎，早已所剩无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王应祥曾经做过野生虎的调查，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打虎最盛的时期，打下的虎皮通过畜产公司或供销社的途径收上来，那段时期，每年都有一些虎皮被收购。但是自1986年以后，供销社就再也没能收到一张老虎皮。

　　■ 出山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1986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学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总是令外国人无法理解，当他们发函邀请谭邦杰出席国际论坛时，总是联系不到人；国外学者找到动物园来，他总是“不在”。至今，谭邦杰的孩子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爸说话太直？还是怕我家没法让人看？不知道，真不知道”，谭邦杰的二子谭保华说“就算他们让人进屋，也进不去啊，十几口人住两间小平房，哪儿还有地儿待客？”

　　1986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一名西方学者开口就责备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踪迹的调查，谭邦杰在会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国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

　　这一年，谭邦杰的调查和统计结果是，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还剩下100多只，华南虎在各动物园圈养了30多只，中国以外的地方，只有莫斯科、日本多摩共养了5只。

　　野生华南虎虽查无踪迹，但各专家估计，也许？可能？还有40只？护虎者谭邦杰荒废了22年业务。中国的老虎也在这20多年间迅速地失去了踪迹。

　　“平反后工资也只有80、90块钱，买了那么多国外资料，还经常跟国外同行通信，这些费用得多高啊”，谭保华说，他的父亲经常连写稿子的稿纸都没有。

　　■ 呼吁

　　“华南虎作为一个珍贵的亚种，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84年，从保护单一物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渐行渐远的华南虎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谭邦杰坐在一盏老式台灯下，给林业部门写信、给《大自然》杂志撰稿——为了华南虎不成为第四个被灭绝的虎亚种(虎的8个亚种中，巴厘亚种、里海亚种、爪哇亚种已灭绝)。

　　此时，华南虎行将灭绝，而《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未出台，直到4年后，这部法律才姗姗来迟。在漫长修改和立法过程中，老虎等不及了，自然死亡了，被杀了，或者远走他国。

　　同样等不及的谭邦杰还在不停地想办法，“只靠消极的禁猎已难挽救，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在关键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才能奏效”。

　　在北京动物园北门外的小平房里，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摆在一张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小桌上。木头椅子，低矮的木书架，构成了谭邦杰的学术世界。

　　这时的谭邦杰想写文章，最缺的就是资料，他的藏书和自己在1950年代写的书抄家时损失惨重。“他的每本书我都有”，谭邦杰的朋友天文学家李元说，“有几本我保存了20多年，抄家也没抄走，我又给他送回去了”。

　　谭邦杰提出“就地保护”思路：在小兴安岭创立一两个东北虎的保护区；在湘西、闽北、赣南、粤北、鄂西、贵州等地，找几处理想的地点，建立华南虎保护区；在西双版纳和藏南地区，开辟孟加拉虎保护区。灯下的老人在脑海中构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在虎的‘保护伞’下，许多其他大小鸟兽以及各种树木也一同受到保护，岂不是好！”(谭邦杰1980年3月文稿)

　　“异地保护”的措施是，全国选出几家有条件的动物园，建立起东北虎、孟加拉虎、华南虎的繁殖种群和谱系簿，集中优良种畜，保护血统纯洁。他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难越养越多，但这项工作必须与保护区互相协作。”

　　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各动物园，有华南虎30只，他们是1950年代6只野生华南虎的后代。

　　三年后，苏州动物园的黄恭情从南昌买了一对华南虎，一个月后，雄虎死亡，剩下147号雌虎。又过三年，苏州动物园从南昌引进了147号同父异母的虎弟157号。开始了“异地保护”的实践。

　　■ Tiger Tan

　　1986年4月12日至17日，谭邦杰等4位中国代表出席了在美国明尼苏达举行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将华南虎濒危现状报告给大会。经过几番争议，终于把这种中国特产的亚种作为“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

　　24年后的今天，一张会场现场彩照已经色彩剥落，但是仍能明确地判断出，正倾斜着身子演讲的谭邦杰，右手指着中国地图上“上北下南”中下面一块区域——华南。

　　在13日举行的猫科专家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杰克逊征询谭邦杰对第三条第五款“中国是唯一拥有四个虎亚种的国家，但到本世纪末，野外恐将不复有虎的存在”一句的意见，谭邦杰说，“这种估计基本符合当前发展趋势，但还要加上一句‘除非能及时采取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这句话后来加上了，它给野生中国虎的未来，提供了一线生存的可能性。

　　16日晚上和17日上午，又召开两次全体代表会。谭邦杰再次就华南虎的濒危状况作了详细介绍，强调必须优先救援的理由。主持会议的锡尔博士把现存的各虎亚种的野生估计数 写在黑板上。从少到多排，华南虎名列第一约40头，东北虎(西伯利亚虎)次之，约300头，苏门虎约700头，东南亚虎约2000头，孟加拉虎4000多头，印度代表潘瓦尔则说超过5000头。如此一目了然，专家们都认为中国虎确实已到了绝灭的边缘。

　　接踵而至的，是南亚和东南亚代表的反对：华南虎已经到了如此濒危的地步，能否挽救希望渺茫，关注成功率这么小的亚种，不如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有限的资金用于挽救成功可能较大的老虎种群上。

　　在会议的各种发言、商讨和辩论中，中国代表认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坐视华南虎在眼前绝灭。谭邦杰又提出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数据，表明华南虎种群保护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

　　兽类学权威联邦德国的哈默尔教授和“一墙之隔”的民主德国赛福特教授、莱比锡动物园主任、国际老虎谱系簿主管人都认同了谭邦杰的观点，他们提出在保种的大前提下，依野生虎和饲养虎两种情况对比，作为援助的排列根据。按照这个原则，中国虎优先获得“紧急援助”，全体通过了此项决议。谭邦杰刚回国不久，就接到杰克逊的信，这位猫科专家委员会主席催促谭邦杰：“我正在为华南虎的计划寻求援助，但我需要从您和您的同事们那里得到一份预算表，越快越好。没有预算而争取一份敞口的援款是不可能的”。

　　由于谭邦杰在会上出色的发言，与会者们送他一个绰号“Tiger Tan”(谭老虎)。

　　在杰克逊向谭邦杰催促预算表“越快越好”的3年后，华南虎被中国政府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单。

　　■ 落差

　　年逾古稀的谭老虎回国后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对比中国与国际社会在虎的科学性研究和生物性研究中所存在的差距：

　　国外已有较多的老虎保护区，中国尚无条件设立；在科学性研究方面，野外调查、录音、录像、自动拍摄、夜间摄影、红外拍摄等操作方式中国还没有起步。在虎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繁殖生物学如染色体、遗传基因、脱氧核糖核酸、近亲交配、选种、变异等项的研究，乃至谱系簿全国性的、全洲性的、直至世界性的建立，中国都才刚起步。谭邦杰认为这是长期“锁国政策”所致。

　　面对这些差距，谭邦杰早年提出的中国华南虎保护的两大理念——“就地保护”和“异地保护”显示出其科学性和前瞻性，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今年77岁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回忆起20年前与谭邦杰的交往时谦逊地表示：“他对虎的保护做了杰出的工作，我每次来中国，都要去动物园找到他，我是来向他学习的。”

　　但他的理论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却是超前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落差，在中国、在谭邦杰的学术领域里，不幸地体现在华南虎身上。当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提倡环保、生态、生物多样性的时候，20世纪末的中国，正在马不停蹄地弥补前几十年国民生计中的各种亏空，温饱刚刚提上日程。

　　谭邦杰的忘年交肖方说：有那么多濒危动物需要保护，他为什么提华南虎？一方面华南虎是中国唯一的虎亚种，另一方面他知道国际上对处于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生物链底部的食草动物，在这个领域上容易得到国际资金援助。他可——不是嘴上喊喊，肖方把“可”字拉得很长，“他是真的爱动物，真的爱祖国呀！”

　　■ 笔耕

　　保护政策何时出台谭邦杰无能为力，他只能做他做得到的事。

　　1980年代中期，谭邦杰和朱秀珍被安排在一间大办公室里，这是对两位老专家离休前的照顾。

　　植物学家朱秀珍不知道动物学家谭邦杰在写什么，从今天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谭邦杰除了“每天上午10点站起来喝杯茶”，一直埋头的撰写内容是《谈东北虎的存亡问题》、《存亡已到最后关头的华南虎》、《华南虎的濒危处境与挽救对策》、《中国虎的野生现状及保护策略》等。谭邦杰从技术层面的保护，转向呼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监督和保障，他还写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问题》、《濒危动物不能久等》并列出了一行濒危物种的名单，最后，这种呼吁变成了请求——《请不要将它们“赶尽杀绝”》。

　　一本背面贴满拉丁文词条的旧挂历，显示出谭邦杰撰写107万字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时的分类检索过程。帮助谭邦杰查找过资料的肖方说，“他那时候查了多少资料啊！他可不是像别人拿三四本书一抄，就‘集大成’了。谭老的‘名录’，是一部研究作品，为什么采信这个，不采信那个，是他去伪存真、以理服人的研究结果”。

　　这部专书在他当“摘帽右派”时已打腹稿，老两口辛辛苦苦写作和誊抄了几年，竣工时却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人——时代变了，出书要花钱，而且出这么大部头的书需要自己掏5万元开印“工本费”。

　　最后不知道哪个机构替他掏出这笔钱，这本享有国际声望的巨著才得以问世。谭邦杰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因中国动物分布与种类广博，填补了世界上哺乳动物分类的空白。

　　国内外学界关于哺乳类动物的分类本来有众多争议，但是，“谭老的名录一出版，平息了很多争论，有不同看法的时候，大家就以他的分类来统一分歧。”动物学家黄恭情说。

　　1993年，78岁的谭邦杰被发现躺在地上。医院诊断是脑溢血。

　　此后的10年里，谭邦杰真正享受到了副局级的待遇，每年发病都能到医院住上两三个月。2003年，这位老虎的保护神，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马属专家组成员、猫科专家组成员、哺乳类专家组成员，离开了他命名过的白头叶猴、离开了他从英国引回出生地的麋鹿、离开了他寻找到的普氏野马、离开了由他更名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从外国引进的一款战斗机，开始翻译为“猎兔狗”)、离开了他保护过的各种野生动物。

　　“谭老虎”离开后，由于陕西镇坪山上出现过一次纸老虎闹剧，人人知道了华南虎可能早已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