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生态保护专家吕植，曾被称为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自1985-1993年，吕植深入山林，对熊猫进行了八年的系统野外研究工作，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获1990年全国第五届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秦岭大熊猫生态学研究》，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她在《生态安全是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在近一、二百年里，我国已经有10多种哺乳动物灭绝，还有2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人口增长、资源及其栖息地的过度开发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的引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正不断恶化。

　　三万数据引用无一来自中国

　　南都：国外一些专家注意到物种灭绝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

　　吕植：总的来说，科学家们的看法是，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由于气候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很复杂，观察周期很长，所以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中国，我们还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说明物种的绝灭或濒危究竟受气候的影响有多大。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对未来的预测，都是用数学模型来做的，看温度、湿度等各种条件因素改变了以后，会给动植物带来什么影响。当然这样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可能也有一定的出入，因为生物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哺乳动物忍耐1-2摄氏度可能没有问题，但对于生命周期中某一段时期对温度依赖比较重的五种生物而言，例如鱼和昆虫等需要孵卵的动物，以及不能随意活动的植物，受温度的影响就会比较严重。目前普遍认为气温升高两摄氏度是生态系统能够忍受的范围，再升高，生态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但是气温和物种绝灭的相关性的研究实例目前中国还比较少。目前看得出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可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物种绝灭或局部绝灭。比如云南的异龙湖曾经干涸20天，造成这个湖里特有鱼种的灭绝。

　　世界范围的研究比中国要多一些，但仍然很缺乏。我举个例子，IPC C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专门有一章是谈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一章需要的数据要求是正式发表的，连续30年以上的观测记录。这个报告引用了将近三万个观察点，有两万多都在欧美，亚洲有7个，中国一个都没有。

　　南都：为什么中国没有呢？

　　吕植：没有合格的数据。中国没有连续30年的系统研究和监测。

　　南都：为什么呢？

　　吕植：我觉得还是中国做生态学的人太少，尤其是坚持在野外进行观察的。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监测的缺乏和信息数据的缺乏，我国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这会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真正的影响的判断，从而影响我们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

　　几天一次的“百年一遇”

　　南都：那么现在认为物种绝灭主要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

　　吕植：主要还是人的影响，实际上气候变化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与它相比，人对于物种灭绝的影响更大。自从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物种大灭绝现象已经发生过5次。前5次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而现在正在经历的第6次物种大灭绝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南都：这个人为的原因主要指什么？

　　吕植：首先是土地利用的改变，比如农业开垦破坏原始森林。英国殖民者去了美洲，森林没了，印第安人和动物也都没了。现在有的森林看着挺好，但基本上都是恢复起来的，有些物种就灭绝无法再生了。欧洲也是一样，都是被农业开发过以后恢复的，但是原始森林已经回不来了。其次，就是猎杀。从很早开始，打猎的行为就存在，只是那时候限于工具不发达，人口稀少，影响并不大。而现在，猎杀行为则会对物种带来致命的伤害，特别是在物种个体已经很少的情况下再雪上加霜地猎杀。说实话，科技发展到今天，现在人类根本不需要靠猎杀野生动物来获取蛋白质维持生存，但是像的日本捕鲸，毫无必要。绿色革命(指上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靠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变革)后，人基本已经满足了生存的需要，现在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是一种有害的奢侈行为。这我觉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应该坚决制止。

　　南都：这其中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么？

　　吕植：我举个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熊猫，现熊猫分布的最低海拔是农业分布的最高处，农田的尽头才会有竹林，熊猫才能生活，熊猫是被人从低处撵到高海拔的竹林中的，而它们分布的最高处是竹林的上限。气候变暖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竹林，也就是熊猫的分布可以上移，而与此同时，农业也有可能因为暖和而向上移，其结果就有可能使熊猫失去低海拔的良好栖息地，使整个栖息地的面积缩小。因此要帮助熊猫适应气候变化，就需要控制农业随气候变暖上移，同时要把破碎的小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免熊猫在迁移时没地方去。

　　南都：您认为气候变化、生态系统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吕植：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生态系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防止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比如旱灾，泥石流和洪水等，同时增加植被吸收二氧化碳也是减排的一个有效措施。因此保护好生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使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换句话说，气候变化花更加要求我们保护好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此外，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两个层次的，一是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气候肯定要变，意境在变了，所以做好适应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适应，好的生态系统也是必须的。在极端气候发生时，好的生态系统会起到关键的保护作用。比如泥石流，如果树很好的话，泥石流不会那么厉害，洪水也不会那么厉害。今年旱灾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森林保存完好的地方有水，没有水的地方大多都是森林破坏得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曾经在这次旱灾做过一个“引水思源”项目，就是从森林保护区里把水用管子引到乡村里，让老百姓能够喝水；同时，希望他们别忘了水是从哪里来的，要保护这个森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自然的力量永远大过人的力量。

　　人类经常“好心办坏事”

　　南都：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起到积极作用？

　　吕植：现在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生态系统，最大问题是栖息地的问题，栖息地质量越来越差，被隔离成一小块一小块是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栖息地会破碎？修路，开矿，修水坝是其中部分原因。修水坝可能是人类“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例子。修水坝的理由之一是清洁能源，是减排，无疑，水电比煤电的碳排放要少。但是综合起来，我认为水坝的作用是负面的。碳是减下来了，但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长江里的许多特有鱼需要回游，建成水坝就回游不了了；激流变成静水后，它的温度、水流速度等生境条件都变了，会影响鱼的繁殖，有的可能直接导致了灭绝。人类作决定的时候往往只看局部得好处，而不看全面的、长期的后果，所谓“蝴蝶效应”现在，西南水坝的分布密得已经几乎没有一条自由的河流了。

　　南都：除了建水坝以外，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还有么？

　　吕植：放生可能是另一个，放生要看你的动物是哪来的，要么就是从野外捕捉的，抓的过程中会有伤亡，放了又有可能又活不了的，有1/3能活就不错了，放生可能带来杀生。还有就是外来物种，比如，我亲眼看见的，拉萨河里以前都是当地的鱼种，自从将繁殖力特别强的外来鲫鱼放进去以后，我问当地人，你们钓上来的是什么鱼，无一例外，都是鲫鱼。另外，如果买野生动物来放生，就等于间接鼓励这个行业形成一个市场。

　　人在直接消费上有很多可以注意的，比如吃什么，用什么。如果注意一点都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影响。吃野生动物，你的消费直接导致了猎杀。所以建议旅游的时候不要乱买，最好上网查一查。少购买皮毛，特别是濒危物种的皮毛，例如藏羚羊的毛。少用洗涤剂，现在的洗涤剂都排到江河去，水处理厂无法处理这些东西，监测污染的指标里也不包括这些。洗涤剂里的化学物质有类似雌激素的成分，可以导致河里的雄鱼雌性化，繁殖力下降，这实际上也是加快某一物种的灭绝。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娜迪娅 实习生 陈佳

　　统筹：李召 龙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