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日之思(上)--日本全民“洁癖”如何炼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本报特约撰稿 倪晓雯

　　发自日本东京

　　日本社会环保意识得以固化并传承，这得益于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业污染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法律，得益于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的国民性格，这使得整个社会如同工业流水线一般程序化运作。

　　中国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在2010年8月，终于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日本遗憾，中国警醒，但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实。

　　在绿色浪潮来袭的今天和未来，我们究竟超越了日本什么，又落后了日本什么，依旧值得追问。

　　南方周末记者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会，遍访各界，还原真实的中日差异。“超日之思”专题将以上下两辑的篇幅，超越数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环保、低碳等绿色领域的成败利弊，以资后来居上者中国借鉴。

　　东户山小学的环保烹饪课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有30%多的学生选择环保。”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说。

　　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在记者面前摊开一份详细的课程安排计划，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他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记者谈话间，他便接到一个环保组织的电话，向他推荐在工业课、农业课里融入环境教育的活动。

　　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了。”国分重隆指着手里的文部省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校编)”感叹道。

　　那一场日本教育大辩论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

　　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正经历着著名的经济泡沫时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场盛行投机热潮。“所有人都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房贷利息6%都觉得能还，现在2%都不敢买房子。”38岁的东京妇女早川美妙子说。

　　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日本环保启蒙运动

　　9月15日，学习院大学教授走访哲郎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教科书，其中一本是几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1960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

　　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走访哲郎说。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

　　“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10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8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4张餐巾纸，只用了1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环保，这并不是为了减少消费。”染野宪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说道。

　　走访哲郎有时会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像我们这个年纪，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较年轻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环境教育，应该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村井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