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自然保护区，在阴晴不定的内外环境中，未来走向难卜。 （勾犇/图）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

　　这一次，企业家们试图突围，他们的目标是“民办、民管、民营”，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护山林，助动物，一批中国明星富豪们新近亮出了另类的慈善面目。

　　2010年12月，阿里巴巴的马云、百仕达的欧亚平、北京中坤的黄怒波、春华资本的胡祖六、上海复星的郭广昌、老牛基金会的牛根生等共计16人，向四川省民政厅申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他们执意要将至少5000万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不到10万公顷的高山密林。

　　他们彼此约定，回绝所有媒体，在一切还未落定之前，低调，低调，再低调。

　　他们还打算邀请腾讯的马化腾、网易的丁磊、远大的张跃等企业家参与。这将是中国民间含金量最高的公益富豪阵容之一。

　　富豪公益，SEE阿拉善生态协会算是先行者，几年前团结一批本土企业家，以每人每年10万元起步，在内蒙古开展生态和社区扶持项目。

　　而现在的四川项目，野心似乎更大，他们希望在中国开创自然保护区的示范模式。但显然，也将面临着猜疑和挑战。

　　富豪遇上吸钱机器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全中国2538个自然保护区中，70%由林业部门管理，其余30%的管护职能分散在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建设部、海洋局等部委。这一次，企业家们试图突围，他们的目标是“民办、民管、民营”，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门槛不低。基金会草拟章程中设定的执行理事资格是：“首次认捐不低于300万元”、“成立后自愿认捐不低于500万元”。

　　如果一切顺利，5000万启动资金将被用于四川平武县的雪宝顶和摩天岭——前者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后者则是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三十多种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牵线搭台的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简称TNC，下文同此简称)。这个在中国算不上家喻户晓的NGO，宣称在美国管护着600万公顷、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对它的印象是：“科学家加资本家”，“它在全球范围募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厉害，高度投资银行化，是世界NGO背景下的吸钱机器”。

　　事实上，TNC的高层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富豪俱乐部。现任董事会主席马克·特瑟克曾是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而其前任亨利·鲍尔森则是前任美国财政部长。

　　“2008年10月，TNC北亚区办公室在北京成立，总干事长张醒生曾是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他多年关注环保，哪些人对环保积极，他都了解，口口相传。”一位TNC工作人员说。

　　2010年初，马云成为TNC全球董事会中第一位中国人。而牛根生、欧亚平、黄怒波、胡祖六等人，亦都是新任不久的TNC中国理事。

　　他们的影响力顺着各自的私交圈子延伸开来，“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圈子。”在一位TNC工作人员看来，这样的资源逻辑非常自然。

　　用杨鹏的话说，这是一种“企业家为主体的精英化文化”，在中国，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甘于简单的资助身份，而直接投身公益行为。

　　新上任的TNC中国理事们迫切需要一件可以亲自操练的公益大事件。

　　“要想搞开发，他可以直接拎着钱去”

　　筹备中的四川项目，有着一个阳光的名字，“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其基本模式是：来自企业家们的基金会，加上TNC组建的专业团队，一边出钱，一边出专业能力。

　　但怎么保证这些人不是搞开发？TNC中国项目负责人张爽经常面对类似的质疑。

　　“如果想搞开发他根本不用费这个劲，可以拎着钱直接去。”张爽强调，“没有任何事情能挡住他，更不需要我们这个令箭，他跟任何一个县长谈，都比跟我谈省事多了。”

　　在他看来，“现在做成保护区，其实是给自己先戴一个手铐。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钱，靠基金会的利息就可以支持保护费用。”

　　实力无需赘言。基金会注册并非易事，一位TNC工作人员说，“某主管部委领导对地方领导说：让他去弄吧，他能给你找到钱，注册一个基金会300万，你省里面多300万，多好一个事。底下马上就发生‘化学反应’了。”

　　发起人们特别叮嘱，务请地方政府切勿公开他们的名单。富豪们要尽可能规避追逐、传言和揣测。

　　2010年秋天，他们到项目点考察，听取执行团队汇报。画家曾梵志提出创意——在山里建一个体验式的艺术中心。而马云等人则希望：将网络互动跟保护地结合起来。

　　这样的想法让工作人员姜继东觉得新鲜，“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保护区里红外监测的情况，可以在网上认领一些模拟的动物。这样的主意我们哪想得出来？”

　　姜继东坦言：“我们不想做商业。但地方政府已经做了一个雪宝顶生态旅游的规划。”

　　最后，四川项目的折中想法是“我们把商业活动安排在保护区外面的扩展区，找一些国际上比较好的低密度生态度假企业来投标，地方政府自己去招标，以后我们是一个监督和生态顾问的角色。进来的企业，还需要对社区发展有一定承诺，比如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样的设想，几近完美。

　　TNC在美国的第一块保护区，是以7500美元的价格赢得竞买、争下来的。那块湿地，当时正要被卖给地产开发商，盖一座海边别墅。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在美国“购买保护”的模式几乎不能在中国直接复制，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挑战上述完美构想。

　　“不差钱”，差新鲜感？

　　四川项目最有信心之处，正是每个中国保护区不同程度上面对的同一问题——钱。

　　在美国，保护区的资金70%来自政府财政，10%来自社会，20%来自市场；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资金40%来自财政，5%来自社会，55%来自市场。从这个构成也不难看出：因为缺钱，中国的大量保护区，实际是在被“经营”着，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左支右绌。

　　1990年代，各地一度争相报建自然保护区，但财政投入有限，同时《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限制了保护区范围内的生产开发活动。2005年，环保总局通报批评的9宗违法破坏案例，大多是开矿、修路。保护区不时成为开发的现实阻碍。

　　一位环境法学者，曾经在环保部碰到一位怒气难抑的处长，手上拿着盖有红章的一纸文档——某大型企业只用半张纸的篇幅，就要修改保护区边界，实际的原因是该保护区影响到企业正在实施的项目。于是“又都忙着取消保护区、降级、改边界，改得越小越好，或者把要开发的地方让出来。”这位学者说。

　　山水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说：“2000年后建的保护区，没人没钱的情况很普遍，特别在西部。”“不差钱”，是自然保护区梦寐以求的福音。然而，无论谁来担当保护者，都无法回避周边区域的产业、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假如不能确保原住民的发展权益、他们就只能向保护区求取生存空间，保护也就很难不沦为一纸空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前副主席、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委员王献溥说：“现在很多保护区都走两个极端——不是死保护就是过度开发。”

　　在中国首个“公益孵化器”创始人吕朝看来，环境公益行动不太容易短期内见效，因此在国外大约只有3%的善款被投向环境领域。相比而言，中国富人对环境问题关注度高、投入度大。

　　但公众难抑忧虑，因为已经目睹太多豪华会所、高尔夫球场、马术场进驻风景名胜区和部分自然保护区，成为富豪的后花园，屡屡侵犯保护性边界。以长白山为例，在“全力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之后，规划49处景点景区中不少深入法律严令禁止旅游的生态核心区和缓冲区；还计划建造五星级酒店11家、温泉度假村15－20家、滑雪场5家、高尔夫俱乐部3家……据《人与生物圈》披露，2006－2008年间，两次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调查显示，几乎全部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均呈急剧下降趋势。

　　背靠强大的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富豪们对于设立屏障、阻挡无序过度开发同时保障原住民生计，信心满满。

　　然而他们要面对的“发展”逻辑同样强大。博弈未必轻松。一位公益评论人士叹道：“‘企业加政府’的权贵能量，很少有谁能挡得住，也许只有富豪，是最有能力应对的了，如果他们想应对的话。”

　　“这对他们是个新鲜事，以前没做过。”姜继东这样描述。对于已经在商业上证明了自己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一点也许很重要。

　　(本报记者冯洁、实习生王淏童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