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刘国烈在黑龙江与两位鄂伦春猎人及一位国旅的工作人员合影。图片由刘国烈先生提供。

　　五年前，刘国烈和贝特-克林贝格合影，他认为，贝特是世界上最好的猎人和向导。图片由刘国烈先生提供。

　　“27年前我把国际狩猎引入中国”

　　美籍华人刘国烈称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费用，狩猎令野生动物数量翻倍

　　美籍华人刘国烈，第一个将国际狩猎引入中国，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圈内被熟知的人物。过去的20年中，他资助成立北京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建立了40多所学校和4所诊所。

　　抗战时期，刘国烈全家移民美国，从一个艰难运作的肉场起步，后凭着超市生意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作为一名打猎爱好者，他因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国际狩猎带入中国。20多年来，他将超过100位外国猎人带入中国，并参与筹建了中国90%以上的国际猎场。面对目前因国际狩猎引起的种种争议，刘国烈接受了本报采访，讲述自己和国际狩猎的关系，并希望能澄清一些误解。 

　　本报记者 金煜

　　【讲历史】

　　国际狩猎27年前在华起步

　　新京报：你说自己也是一个猎人。

　　刘国烈：早在1974年，我处理好超市生意，随后退休环游世界。我很喜欢打猎，所以做了很多工作帮助非洲的国际狩猎运动，同时也和美国与墨西哥的国际狩猎场的管理层很熟。

　　新京报：为什么要把国际狩猎引入中国？

　　刘国烈：1984年1月的一天，中国使馆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份韩国公司想在黑龙江运营国际狩猎场的文件，询问我的意见。看了文件后，我觉得这家公司对国际狩猎并不怎么了解，于是我的朋友问我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我就答应了，并准备免费为他们提供咨询。

　　我的朋友和中国方面联系了，一天之后，我就得到了回复，我可以随时去中国帮助进行这项运动。同年2月，我来到了北京，并飞到黑龙江。

　　新京报：还原一下过程。

　　刘国烈：我在黑龙江与中国国旅和桃山当地的人见了面，坐火车赶赴桃山，见了不少当地居民，他们习惯于打猎，但后来被禁。我们在猎区见到了很多动物，包括红鹿、野猪和獐。

　　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为最初的狩猎实验做准备。我们定下来了一些基本内容，包括多少猎人可以允许狩猎？如何狩猎？需要多少向导？以及饮食、居住等信息。最后决定，当年9月份可以允许最多10名猎人过来狩猎。

　　新京报：当时怎么找来的这10个猎人？

　　刘国烈：我回美国后，咨询了贝特·克林贝格，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猎人和向导，并同意为我们寻找10个他认识的最好的猎人。

　　9月之前，我们都准备好了持枪证明、护照和国航的头等舱机票，所有猎人及其妻子共17个人从加州第一次飞到中国。这些人非常有钱，对于来华也很兴奋。在上海一家地毯商店里，短短20分钟时间内，这个猎人团就购买了7.2万美元的商品。

　　我们赶到桃山后，贝特指导他们如何将猎物正确地剥皮以进行保存，并将皮和角带回美国。

　　新京报：那是中国第一次开放狩猎，结果如何？

　　刘国烈：当地人对狩猎运动知道得很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只是过来打猎吃肉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狩猎老的和雄的动物。

　　当年，我还在北京与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负责人见面，一起讨论了在其他地方开展狩猎的可能性。

　　在得到一些帮助后，我们飞到青海西宁，林业局的两部车子带着我们访问了都兰和玉树。我们每天都在山上看到很多岩羊，回到北京后，我们向野生动物保护所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决定同年在青海都兰展开岩羊的狩猎。

　　【讲项目】

　　狩猎费用可反哺生态保护

　　新京报：中国大陆还有哪些地方开放了国际狩猎？

　　刘国烈：1987年，我帮助在甘肃开放了盘羊的狩猎；1990年，新疆也开放布尔津的盘羊狩猎。1992年，四川展开水鹿的狩猎。1993年，陕西开放羚牛的狩猎。

　　我曾经帮助很多国际猎人在中国狩猎，他们中有大使、医生、阿拉伯王子，都是全球各地最有钱的人。当然另外也有普通人。

　　新京报：到底什么是“运动狩猎”？它和其他狩猎有什么不同？

　　刘国烈：运动狩猎只狩猎年老的雄性动物，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角和鹿茸。而在其他方式的打猎中，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肉。两种方式的打猎，都需要在政府定义下的“狩猎季节”才能进行。

　　新京报：运动狩猎的猎人们一般狩猎什么动物，里面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刘国烈：岩羊是最受欢迎的动物，猎人们只愿意打年老的雄性动物，因为它们带有更大的角。雌性动物是可以生育下一代动物的，所以猎人们不会打雌性和幼年的动物，保证种群可以繁衍。每个国家的渔业和野生动物机构会制定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新京报：为什么有人说运动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

　　刘国烈：运动狩猎猎人们只打年老的雄性动物，但却愿意为当地的野生动物机构支付高昂的费用。在中国当地，打到猎物后，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的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加起来，这个费用还会翻倍。

　　新京报：这么说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

　　刘国烈：狩猎只能针对种群丰富的动物，以保障少量的狩猎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要绝对注意的。事实上，我们目睹到，在中国，狩猎的开放极大地增长了种群的数量，甚至令其翻倍。这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告诉当地人，开放狩猎后，外国人愿意花一大笔钱来打一点点动物，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以此再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如果可以保护好动物种群的繁衍，相比当地人此前的打猎吃肉，这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大得多的实惠。

　　狩猎费用的一部分，直接给了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政府也有了钱能够在当地雇用向导。狩猎者还可以在别的方面给当地经济带来效益。

　　中国政府部门已经在狩猎区做了多次调查，发现开放狩猎区域的动物种群增加了，这无疑是和当地人见证到保护野生动物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关。

　　【讲生态】

　　林业部门应投入更多资金

　　新京报：有人提到，中国的生态系统特别脆弱，并不适合狩猎，你怎么看？

　　刘国烈：如果是严格控制下的少量狩猎，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很多动物研究和调查都证明，狩猎不会影响动物种群数量，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发现动物种群事实上是增加了，就因为狩猎让当地人得到了更好的训练，来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如果没有狩猎提供的收入，当地人很少有动力和意愿去保护野生动物。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开放国际狩猎？

　　刘国烈：是的，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利用狩猎。在美国，很多州政府的收入依赖于销售狩猎执照，才能有能力进行整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狩猎费用可以增加林业部门的收入，更好地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控制非法打猎和偷猎。

　　我觉得中国林业部门也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野生动物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给当地政府更多的权力来处理狩猎。在美国，大部分的规则是由州政府的司法机构自己制定的。每个州政府都监管着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则。联邦政府仅仅是保护珍贵和濒危灭绝的野生动物。

　　新京报：在中国国内，除了动物保护组织之外，中国民众还有很多担心，哪怕国际狩猎可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但在实施过程中，其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被信息不透明、收入的挪用等抵消。

　　刘国烈：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组织花了大量的钱在旅行和食宿上，这些钱要比花在他们所说的帮助当地居民的钱多得多。狩猎在中国经济中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动物保护者应该关注更重要的领域。

　　新京报：在美国，谁来监督狩猎？狩猎费用怎么分配的？

　　刘国烈：美国渔业和狩猎部门监管全美的狩猎，收入由狩猎部门控制，用于部门的运营，他们也将一些收入用于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新京报：你提到美国有超过2000万的猎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在哪儿狩猎？

　　刘国烈：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从10岁到老年人都有。年轻人必须通过狩猎和安全规范的考试，才能获得为期5年的狩猎许可证。在加州，州政府发放了50万份许可证，在得克萨斯州更多。野生动物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在自然中，它们变老后就会死。

　　在美国，猎人在私有或公有的土地上都可以狩猎。美国的猎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我相信大多数的猎人都不是运动狩猎猎人，而是为了进食动物的肉，如鹿、公猪、野鸭、野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