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铸成的文字，他们的讲述让读者能触摸到可可西里的真实，让读者感慨康巴汉子真枪实弹血性男儿的顽强与坚韧……

　　第一次真正与环保亲密接触，发现可可西里的环保是在良知与法治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

法与情

孙 军

　　2004年国庆长假。是夜，当我坐在电脑前“起草”这篇文稿时，电影《可可西里》正在首都各大影院首映。据说很多观众对这部影片充满了期待，人们想看到什么？——可可西里。

　一

　　苍茫的雪域、稀薄的空气、精灵般的藏羚羊、绝处逢生的巡山队员……和所有没有到过可可西里却久闻其名的人们一样，2001年4月25日，当我踏上西去列车的那一刻，同样这样描画着心中的圣地。

　　事实上，在当时，可可西里同想像中一样美丽，不同的是，这里异乎寻常的安静了，惨烈的反盗猎枪战、艰苦困顿的巡山行动在视听中消失了。当然，作为一名志愿者，前往可可西里接受的任务只是做好环保宣传和野生动物调查就行了，但自己是公安记者，并且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就分外关心这里出名的盗猎和反盗猎工作。

　　在我们到来的4个多月前，确切说是2000年12月20日，曾经轰轰烈烈的“野牦牛队”被撤消并归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切似乎尘埃落定。于是，有关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盗猎与反盗猎情况全都从森林公安和保护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而知。

　　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盗猎犯罪是从1999年后开始得到有效遏制的，青海省森林公安局的赵明科长介绍原因是，第一，有关国际会议召开后，藏羚羊绒制品沙图什的贸易名声一落千丈，加上各国海关的严厉打击，使其销路几乎断绝，而藏羚羊皮的非法交易也从每张千元跌到不足百元；第二，青海省出台了有关司法解释，公、检、法依法加大打击，其中对运输、收购藏羚羊皮与盗猎同罪，案例之一是一位西藏司机因运输80张藏羚羊皮获刑15年；第三，不排除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狡猾，当年就费尽周折查处了一起窝藏941张藏羚羊皮的大案；第四，野生动物日常保护工作逐步完善。

　　藏羚羊的盗猎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盗猎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狂热的淘金者就地转化，因为他们发现盗猎比淘金赚钱来得还要快。在国际上藏羚羊绒制品的非法贸易中，他们赚取的是最初的差额利润。这些人组成团伙，共同出资购买枪支和车辆，他们通常买的都是二手的北京吉普，这种车成本低、皮实又好修，用完再转手卖出。藏羚羊不易猎捕，加之可可西里地域辽阔、无路可行，他们就一小撮一小撮地打，累积两三月后才出山。赵明举例算了笔账，一个9人4车团伙，他们进山投资约10万，如果3个月打下1000张皮子，按当时500元一张的市价，他们就能赚取近40万的利润。

　　盗猎犯罪在利益的驱动下愈演愈烈，过去只在冬季打，后来变成一年四季都在打。仅青海省森林公安统计，1991年至1999年6月，全省查处盗猎藏羚羊案件114起，收缴藏羚羊皮1.54万张。格尔木林业派出所是最早打击盗猎藏羚羊犯罪的单位，他们在1991年下半年就发现并打击此类犯罪，1992年连破了10个团伙。

　　很多人在这里特意强调了一个“早”字，也就是说早在西部工委成立之前、早在索南达杰反盗猎之前，已经有人开始了打击盗猎藏羚羊的行动。然而，同样付出了艰辛、同样取得了战果，却少有人过问，公众的漠视、荣誉的冷落让从事反盗猎的不少人感到了不公平、心里难以平衡。

　　1995年，青海省政府将可可西里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成立保护机构，同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保护机构更名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而保护区的公安分局当时刚刚批下来不到5个月，才嘎局长兼任公安分局长，他说选拔的14名民警已经到位，公安工作的状况目前没有服装、没有武装。

　　当时的保护区管理局有点百废待兴的局面，管理局偏居格尔市一隅，院落从外面看有些破败，只有看到二层的办公楼顶悬挂的一只野牦牛头、院里摆放的几辆缴获的落满沙尘的破吉普，才让人嗅到了一丝可可西里的战斗气息。青藏线上的几个保护站，不冻泉保护站还是帐篷保护站，盐厂保护站(楚玛尔河保护站)的人员工作生活在一处倾斜、下沉的砖石大屋中，五道梁保护站要在一片拆迁的七零八落的房群中才能找到，二道沟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是荒梁上的一个小土屋。

　　硬件尚且如此，他们的工作也因媒体的少有过问而显得默默无闻。此前，他们破获了上文提到的窝藏941张藏羚羊皮的大案。当年春节后已完成了三次巡山，最短一次15天、最长的要20多天。我们还见到了刚刚巡山回来的公安分局政委王周太，他们一行7人，带了1辆东风卡车、2辆小车，沿乌图美仁、可可西里湖、锡金乌兰湖、岗扎日峰巡逻了2000多公里。因为没有专业的雪镜，王周太患了雪盲，见到我们的时候依然无法睁眼。几次巡山均没有发现盗猎行为。

　　才嘎对反盗猎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说虽然案件明显下降，但并不意味着盗猎分子就放下了武器。由于国际藏羚羊绒制品非法贸易和消费仍然存在，盗猎分子必定寻机猎杀藏羚羊，尤其是青、藏、新交界地带，因此反盗猎工作任重道远。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在此后的2003年，仅上半年就破获盗猎案件5起，收缴藏羚羊皮796张。

二

　　现在回想起来，我突然觉得，在可可西里的反盗猎及环保宣传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也有点像藏羚羊，在这片看似平静却又随时会响起枪声、看似荒远却一样有着利益冲突的土地上，她秀美、孤傲，却也无奈、无助。

　　翻过昆仑山口南行50多公里，在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有两栋红色的小屋，28米的了望塔在荒芜的高原显得很醒目，像公羚耸立的羚角，这就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是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在当年“下海”热潮中，勘探可可西里矿产资源，却由此发现了盗猎行为而全力投入反盗猎行动中。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太阳湖畔的激战中，终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救援人员赶到时，他已冰冻成雕塑却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杨欣当年在长江源头探险和考察期间，听到了索南达杰的事迹，内心甚为震憾。当这个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奠基时，就以这位烈士命名了。保护站甫一建成，就成为西部工委反盗猎的最前沿基地，扼守住了盗猎者进入可可西里的最主要通道。当时条件匮乏，冬季室内温度达零下30度，但队员们仍然坚守在这里。一段时间以来，索南达杰保护站伴随轰轰烈烈的藏羚羊反盗猎行动声名鹊起。

　　然而，可可西里地区随后多头管理局面的出现，使得执法一度陷入无序。在2001年的春夏之交，随着“野牦牛队”被撤消并归入保护区管理局而趋于统一。当然，大家耳熟能详、颇有战功的“野牦牛队”归入当时看来默默无闻的管理局，无论局内人、局外人都有几分不解。在青海省林业厅，有关负责人谈到了两点意见，第一，西部工委是党委的机构，不具备执法权力；第二，设立西部工委的出发点有误，当时想在可可西里搞投资、搞开发，这在保护区是不允许的。青海森林公安有关人员也指出，在扎巴多杰去世后，“野牦牛队”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而队伍管理也出现诸多问题，问题重重的这支队伍难以承担保护藏羚羊的重任和社会各界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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