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生命的一个月

余玲

　　“为了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义务工作的

　　一个月，也是改变一个志愿者生命历程的一个月。有过志愿者经历的人，不会一生只做一次

　　志愿者。

　　在可可西里的3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曾与藏羚羊、沙狐相邻为伴；曾从非法狩猎者手中解救出3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雁雏雁；曾车陷豺狼出没的荒原，遭遇深夜大营救；曾在长江源组织开展了“从我做起，从长江源头做起”的环保活动；曾在媒体上为民间环保组织及其活动摇旗呐喊40余次；曾在重庆的大型商场进行“守望长江源”的演讲、图片展和图书义卖；翌年5月份移居新西兰，现为奥克兰动物园、环保署、警署和公民咨询局义工，定期参与并组织志愿者植树和清理海岸、河畔垃圾，呼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从全球着眼，从身边着手(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五月的家

　　从重庆出发时，我那过头的大背包重达26公斤，里面装着冬装、药品、书籍等所有家当，5月份我的家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家里有4人：志愿者孙军(北京《人民公安报》记者，29岁)、保护站常驻工作人员扎多(青海治多人，藏族，23岁，原“野牦牛队”队员)和高兴(乐山人，20岁)，还有我(重庆人，《旅游新报》记者，31岁)。

　　我们每天早上9点起床后，到保护站旁的清水河边用雪水洗漱。河水未完全解冻，并且有腐草异味，只能洗漱。隔半个月到格尔木休整时，才能奢侈地洗个澡。饮用水则是每5天去30公里外的不冻泉运回。

　　我们的早餐每天都是麦片粥加饼干或馒头。午餐和晚饭，不是面片就是方便面。偶尔打打牙祭，是米饭和土豆炒肉丝(只有土豆和花菜的存放时间较长，其他蔬菜两三天就冻烂了。)，下一顿往锅里的剩饭加点水，煮几分钟，就成了汤是汤水是水的稀饭。这样就不用洗锅。为节约水，我们的生米从来不淘洗，直接下锅；每顿饭后也不洗碗，只用纸巾擦一擦，反正低温也能杀菌。

　　青藏线的游客主要集中在夏季，5月来人很少，难免很寂寞。保护站虽然有电脑、电视和DVD机，但4月份就已经被一次春雷击坏了。等到5月中旬修理后，电脑连线有问题，始终不能上网。海事卫星电话倒是通的，只是太贵(2.3美元1分钟，折合人民币就是20元)，我们都舍不得打，每天早上我们都例行支好卫星电话的天线。孙军新婚不久，思妻心切，想出一绝招。每天早上和晚上准时用海事卫星电话，给北京的妻子打手机，手机上能显示保护站的电话号码，约定响三下都同时挂机，不接电话表示双方都平安无事。远离了声讯和音像传媒，《中国青年报》、《中国国家地理》等赠阅的报刊杂志是我们获取外界资讯的唯一渠道。

　　对我来说，野生动物调查、环保宣传等项目之余，在电脑上写日记是最惬意的娱乐。一杯“雀巢”速溶咖啡，足以让我的神经和心脏跳得更快。生性好动的我可以在电脑前坐一天，出笼一篇篇日记，其实是与忘我状态下的真我对话。累了，转头就可看到无垠的黄色地平线，天气晴朗的话，远处的玉虚、玉珠雪峰也可入眼。

　　“浅绿”——环保行动总是发生在环境污染和破坏之后，比如哪里脏了，就去哪里捡垃圾；哪里闹洪灾了，就赶到哪里植树。“深绿”——环保哲学，改变生活方式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问题的途径。因为无节制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

　　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就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只取你所需要的，而非你所欲求的。一代人短暂的舒适与后代人持续的生存，哪个更重要？当然，节俭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放弃一些便利和自由，比如以步当车，比如多用纸扇少开空调，比如少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比如拒食野生动物等等。我们手中的钞票就是“绿色选票”。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环境的消费品，那么这些信息就将汇集成一个信号，引导生产者和销售者正确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13亿中国人不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环保大军？

　　我从来不认为我们志愿者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一个月，就能使中国的环保形势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但我们确信：我们的每一次呼吁，每一次宣传，会在一些人心中产生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会发出共鸣，那就是——爱护大自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为了同样灵魂的动物

　　或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统计野生动物，或在长江源清理垃圾，或在重庆商场演讲图展，种种场景历历在目。当我被邀再次倾谈藏羚羊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半以后，在南半球新西兰基督城山景教会小学(Hillview Christian School)的“濒危动物教育宣传月”中，听众是60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20世纪以前，地球上大约每4年有一种动物绝种，现在每年约有4万种生物绝迹。一种动物的灭绝，就可能带来它的“天敌”的生存危机和它的“猎物”的繁殖泛滥。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意味着一个基因库的消失。

　　北半球的青藏高原——海拔比新西兰第一峰库克山(3703米)高1000米，60万平方公里面积比新西兰国土大一倍多，藏羚羊就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居民”(aboriginal)之一。它们是长跑高手，时速60公里，可连续奔跑20-30公里。雄性藏羚羊的寿命只有6-8年，雌性12年左右。藏羚羊有着极好的群体精神(team player)，当它们之中出现“伤员”时，大队藏羚羊就会减慢前进速度来照顾它。正是这个习性为盗猎分子所利用，通常是数百只藏羚羊被集体屠杀。藏羚羊那身柔软保温的皮毛成为人类时尚的牺牲品。“沙图什”(Shahtoosh)，用藏羚羊羊绒织成的头巾和披肩，尤其以哺乳期的母羊羊绒为上品，通常长l至3米，宽1至1.5米，重300克左右。这样一条披肩对角折叠后，曾从我的戒指中轻松穿过。20世纪80-90年代，“沙图什”在欧美国家成了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其价格高达5000美元(约合1万新西兰元，人民币5万元)，然而，每条“沙图什”的背后都有3—4只藏羚羊的性命。

　　如今，成百上千只一群的藏羚羊如云漂浮、如大河奔流般在荒原上奔腾的情景已不复存在。藏羚羊或许被猎杀怕了，几公里外听见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草场上，逃命似地飞奔起来，时速高达60公里，快得让我们的北京吉普望尘莫及。远远地把车停下，欲悄悄步行靠近，高度戒备状态下的藏羚羊，稍停一会儿又一路狂奔，我只好用佳能300mm的镜头抓拍了几张，仿佛我们端起的是猎枪而不是相机。“据保守估计，如今藏羚羊总数，已由十年前的10万余只急剧降至7.5万只左右，每年约有2万只被猎杀。”小学生们发出惊愕的叹息声。

　　“如果我们的家人或朋友意外死掉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悲伤(Sad)！”

　　我们惯常的生活哲学让太多的人不能感受别的动物的痛苦，不能感受他人的哀伤与惨痛，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中国有三个人(包括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惟恐纪实录像中林业公安追捕盗猎份子的枪战场景会对孩子们产生视觉暴力的不良影响，我征求老师的意见，遂改为口述。我拍的200多张照片让孩子们更形象地了解青藏高原的风景、野生动植物、藏族小学生以及中国“绿色江河”环保志愿者的工作。世界上对于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象牙、虎皮、犀牛角等，惯例是彻底销毁，而不是“利用”其宝贵价值换取救援更多濒危动物生命的物资和金钱。之所以销毁，是为了不让任何一点“濒危资源”进入流通领域，因其一旦有上市的可能，就会给盗猎者留下可钻的空隙。所以，对个人拥有的藏羚羊绒制品，禁止流入市场；没收的藏羚羊绒制品，用墨水做标记等方法降低其价值，用于科研和教育；新出现的藏羚羊绒制品则就地销毁。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或告诉我们的家人不要购买和披戴“沙图什”。如果不保护，恐怕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只有观看藏羚羊标本和图片的份了。

　　因为濒危稀有的藏羚羊，我被大众传媒渲染为勇敢罕见的环保卫士。于我而言，因为藏羚羊，我开始亲近并关心动物，所以做了新西兰奥克兰动物园的志愿者，近距离地观察新西兰的国鸟几维(Kiwi)鸟和百万年的活化石——蜥蜴以及其他动物的生活习性，为动物制作食料，为小朋友作导游，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抓拍了不少的动物照片。

　　上帝创造了人类，动物和自然界的一切。“尽管躯体不同，但所有生物的灵魂是一样的。”(The soul is the same in all living creatures, although the body of each is different.- Hippocrates)我们人类怎样才能与其他生物和谐地共存于这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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