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书是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铸成的文字，他们的讲述让读者能触摸到可可西里的真实，让读者感慨康巴汉子真枪实弹血性男儿的顽强与坚韧……

 生命中的9月

邹容

　　2001年9月。可可西里。海拔4652米。

　　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我的生命抵达这个高度。一个月的时间。短暂、珍贵，永难忘怀。

　　3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够毫不迟疑地承认，这种经历影响了我的某些人生态度，至少，它使我对环境保护这样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命题，产生了持久而自觉的关注，并期望承担责任和义务。它甚至导致了我在职业领域中新的兴趣指向。以前，我是一个专做社会深度报道的记者，现在选择了在湖南一家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潇湘晨报》，主持一个目前已产生较大影响，名为《湖湘地理》的专版，一个月至少有1/2的时间在户外，最直接地考察、介入、思考着人与地，生态与环境的种种关系。

　　而在我3年来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或心情笔记中，我发现自己总是会突然“无可救药”地沉溺于一种“可可西里”情结。就像骨头上的烙印。  

　　记得2001年8月底，偶然看到《湖南日报》登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招募湖南环保志愿者的消息，当时，更多的是出于对一种神秘地域的向往和对“环保”这一种未知事业的好奇，去报了名。申请获准，体检通过，然后才向报社去请假。报社领导一听，二话没说，“这是好事，不用请假，算报社派你去！”

　　正是这一句话，意味着一种个体自愿延伸为媒体介入。

　　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一个月，及延续至今并还将有可能延续下去的日子里，“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藏羚羊”、“长江源”、“环境保护”——这些词语、概念，以及它们背后令人热血激荡的故事，不断经由我和我的媒体同行们手中的笔和镜头，传向更多的人，虽然零散、隐性，但它潜在的影响力也许是不可估量的。

　　从2001年9月至2004年9月，湖南共有4批、9人直接参与了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活动的行列；2001年10月我从成都杨欣那里刻录下的那张环保纪录片《平衡》，也至今在省内高校流传，带给无数大学生们心灵强烈的悸动。

　　而2004年10月，湖南卫视再次录制播放了《〈平衡〉背后的故事》。除了冯勇的父母，坐在嘉宾席上的谢周、杨欣、彭辉，都是我最熟悉、最感到亲切的人，他们的叙述，谢周吟唱的苍凉《花儿》，可可西里异样的美丽、酷烈....。.

　　3年前那种无以言述的震撼，在内心再次翻涌不休。

　一

　　在昆仑山口，天空突兀地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界限。

　　2001年8月31日。我们3名湖南志愿者经过西行列车的长途奔袭，抵达青海格尔木，在格尔木修整两天后，乘坐一辆北京吉普，沿青藏公路直奔索南达杰保护站。

　　一路上荒山野地，满目苍凉，天色浑浊。车行至标有“昆仑山口”的界碑前停下，抬眼却见头顶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异常洁净、纯粹的蓝天，配着各种式样、但一律硕大无比的白云，那真是一种宁静、突兀的美，让人无法形容。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令人恍惚的美景，虽然从3000米的格尔木上昆仑山，海拔急剧攀升至4600米左右，我们竟然都没有出现一点不适反应。倒是到站以后不久，我有头晕、恶心的症状，休息两个小时以后便恢复正常。

　　保护站的常务站长叫高兴，一个年轻的四川小伙子，就是他开着那部不那么令人信任的、半成新的北京吉普，将我们从格尔木拉到保护站。另外一个来接我们的是藏族小伙子扎多，不爱说话，人挺好，特别勤快。他是原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

　　9月份，就是我们这5个人在保护站工作。

　　到保护站的第二天，2001年9月1日。与北京志愿者有个简洁的交接仪式。

　　保护站前面的国旗和两面“绿色江河”旗帜被放了下来。我和姚毅(来自湖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志愿者)，又重新将它们升上去。

　　旗子立即在风中猎猎作响。

　　在这苍茫辽阔的可可西里边缘，这个保护站，这些旗帜，显出一种无语的豪情与执着。

　　到保护站的第3天，我们就按计划去五道梁，调查野生动物。那天，高兴用了近半个小时，才将他那辆北京吉普弄“醒”。

　　车子开出去不到5公里，在青藏线2957公里处，我们就发现了3大3小，共6只藏原羚，俗称“黄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他们离公路不过200米左右的距离。不过5分钟，车子刚到2958公里处，天哪，我们发现了一群藏羚羊！一、二、三……一共23只！他们距离公路也不过200米左右。

　　我向高兴请教藏羚羊与藏原羚的区别。高兴说，藏原羚比藏羚羊体态要小，屁股是白色，而且尾巴上有明显的黑点，藏羚羊全身，包括尾巴处，毛色皆呈杂黄色。雄藏羚羊还有一对漂亮的尖角。藏原羚的角要短些。母藏羚羊则无角。藏原羚奔跑的速度略低于藏羚羊，但也达到每小时60公里。后来，我判断这两种动物，直接就看屁股是不是白的，也没出多少错，但被他们笑话。

　　在整个路程中，我们总共看到了4群37只藏羚羊，5群35只藏原羚，还看到1只赤麻鸭，是省一级保护动物。

　　回来的时候，在青藏线3003公里处，我们还目睹了两只藏原羚横穿青藏公路。

　　其中有一次，两只黄羊已经小心翼翼地跃上了公路，正想穿越，有两部大型货车疾驰而来，猛然鸣笛，吓得两个小家伙掉头就跑。后来，我们将车停在300米外，等他们重新过公路。大约10分钟以后，有一只黄羊终于瞻前顾后地顺利过了马路，另一只却始终没有勇气再跃上公路。过了公路的那一只，没有独自离去，在南面徘徊不已。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终究没有看到他们顺利聚首。回来以后，我老想着北面那一只是不是也过去了？他们应该是一对。

　　高兴说，我们在9月看到的藏羚羊，应该还属于从可可西里深山产完崽后，迁徙往

　　三江源的一类。藏羚羊一般都是12月交配，6月产崽，8月前后回程。

　　而仅仅在4天后，9月7日一大早，就听扎多说2957公里处——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做野生动物调查第一次发现藏原羚的地方，有一只黄羊被车撞死了。后来，他和高兴开车去把黄羊捡了回来。是一头幼黄羊，内脏全被压出来了，口里还流出血，它小小的眼睛还是睁着的。心里很难受。这不是我们4号那天看到的，那只欲过而未过的黄羊吧？

　　我觉得这只藏原羚很可怜，在如此辽阔的家园死于非命。

　　据资料记载，此地以青藏公路为中线，北侧是可可西里，南侧是三江源保护区，皆为野生动物出没地。可可西里区内陆生脊椎动物67种，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的种群数量在10万只以上。

　　来自岳阳东洞庭自然保护区的志愿者姚毅，在索南达杰站的一个月里，还统计了他所看到的高原鸟类达37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颈鹤。保护站前最常见的则是黄麒麟，斑头雁。姚毅还捡过一只受伤的针尾沙锥。

　　保护站后面还有棕背雪鹊。9月26日，它们相中了一个被废弃的鼠兔洞(青藏高原没有树，鸟儿也就只能栖息于地底)，衔草筑窝，一家数口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用相机和摄像机拍下了这些非常珍贵的镜头。

　　自9月27日那天开始，三江源的荒原里，也连续三天出现了三头藏野驴，它们隔着青藏公路离保护站最近的距离是400米左右。

　　那三头藏野驴，一只雌性，两只雄性，似乎处于“爱情”抉择阶段。但它们始终显得很悠闲，整天整天相跟着吃草、漫步或长久地一动不动，爱情的事不急于要明朗的结局。

　　虽说是荒原，但这些野生动物自由宁静或者说散漫的生活状态，细细地想，也足以令人心动。这里是它们的天堂，它们的家。

　　不过，那几只野驴现在漫步之处，正是将来青藏铁路要穿过的地方。

　　以后，不可能再在相同的地方看到它们的身影了。

二

　　结束了9月份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工作以后，2001年10月5日我到成都，见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掌门人”杨欣。

　　在他那里，我刻了一套《平衡》的盘。这是一部被评论为 “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两张跟 “野牦牛队”、跟藏羚羊、跟索南达杰保护站、跟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不到10元钱刻成的纪录片，会随着我回到湖南，从此掀起持久不散的“可可西里热”，“《平衡》热”。

　　2001年11月4日晚10时左右，长沙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一身藏服出场的才仁成为第19届中国电视金鹰节颁奖晚会上令人关注的焦点人物。她在由丁建华、瞿弦和配乐朗诵的舞蹈《杰桑•索南达杰》结束后，以索南达杰之妻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华丽舞台中间，眼含泪光，一言未发。

　　我的印象中，这是那届金鹰节中惟一让人喉头发紧的一刻。

　　而就在金鹰节颁奖晚会的前一天，11月3日下午2时，也是在我的积极推荐下，湖南卫视还特邀《平衡》编导彭辉及《平衡》片中的主要人物———环保志愿者杨欣，同时作客《新青年》栏目，录制了一期谈话节目。

　　这之前，我10月初从可可西里做志愿者回来，就一直在发表关于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连续报道。 10月11日，对彭辉进行独家采访。当时，我所服务的《三湘都市报》新闻周刊，用了整整3个版面推出这篇报道——《来自〈平衡〉的震撼》。

　　在报道结束最不显眼的部位，我曾留下一小段文字，提示可能将组织小规模地放映原版《平衡》，并留下一个手机号码。

　　不料，此后这个手机基本就处于“热线”状态，每一天关机以后再打开，立即就会响起铃声。后来在我“处心积虑”地控制下，2001年10月21日上午9点，在我们报社小会议室放映《平衡》时，仍来了50多人。

　　160多分钟的片长时间，放映厅自始至终安安静静。

　　这以后，我还不断接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各种电话，交流感受。还有来自湘潭、永州的一些电话，问《平衡》有没有出 VCD，湖南有哪个电视台会播？还有人要求借碟去刻录保存。

　　当时曾帮助绿色江河组织湖南第一批志愿者的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张翼飞，一个人就刻了10多套。张翼飞也是湖南最早关注可可西里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媒体记者，1年以后，他辞去记者职业，加入WWF机构，开始更直接地从事环境保护事业。

　　湖南大多数高校的环保组织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刻录下《平衡》，一直到今天，还在巡回播放。

　　翻开当年的日记，我发现，2001年10月29日，我记下了自己曾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联系，得知那里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20度；同日，杨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特奖颁奖台上呼吁：“在中国只有一个福特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和团体设立更多的环境保护奖项，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11月4日，环保烈士的妻子不远万里来到长沙，含泪亮相于这个时代的一场豪华盛会中……

　　我当时写着：除了感动，关于环保，我们能给予它、又怎样给予它永远的暖色和亮度？

　　文章选自《亲历可可西里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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