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强在德班机场

COP17会场

　　作者：杨富强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德班气候变化谈判进入第二天，既见不到舌枪唇剑的交锋，也没见到硝烟四起的争论。各种会议依旧是旧话重提。在这种平静之下，各方立场纹丝不动。时光如梭，会议进展堪忧。人们在无声处自问，德班会议将收获什么，有何成效可言。在此平静之时，各种流言四起，仔细推敲，都令人喷饭。这也算在政治的博弈之中，最常见到的街角巷尾的新闻吧。

　　在谈判会场之外，各种边会倒是吸引了不少参会代表。绿色和平和美国SierraClub环保组织举办了关于如何控制煤炭消费的边会。有多名从煤炭消费大国的代表介绍了中国、印度、美国和南非的煤炭消费状态、政策和法规，以及煤炭消费的有效控制。在会上我也简短地介绍了有关煤炭消耗总量控制的方案。

　　发展中国家对煤炭的消费是爱恨交加。煤炭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分布广泛，较易获得，是发展中国家有供应保障的当地资源，对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煤炭开采、运输、转换和消耗的过程中，对环境、生态、公众健康造成很大的破坏作用和影响，CO2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煤炭。中国2010消耗了32.4亿吨煤炭，占全世界总煤耗的46%。这种消费的增长仍十分强劲。中国煤耗在2000年约14亿吨，但仅在2000－2010年10年间，煤耗就增加了近20亿吨，按这种趋势增长，2020年煤耗将达到50亿吨以上。可以设想，那时的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将会是稀缺资源。

　　根据绿色和平《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中的分析，中国的煤炭外部成本如果内部化，并以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真实成本要上升70－80%。煤炭利用的所有环节所造成的各种损失，约占GDP的7－9%。煤炭的洁净化和高效利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煤炭增长势头仍无减缓的情况下，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更强有力的煤炭政策呢？

　　对煤炭实行总量控制已经势在必行，是一个有效的措施手段。中国实施多年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是煤炭总量控制的基石。中国现有的方针政策为煤炭总量控制提供了政治和决策的前提。这些政策包括能源总量控制、能耗强度目标、碳强度目标、各种污染物的减排目标。在地方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面，有发改委的五省八市的低碳示范点和环保部的“三区九群”的区域性煤炭消耗控制，这些都是实施煤炭消费总量地区分解的政治基础。在十二五能源规化中的草案中，要将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在36亿吨以内，将煤炭消耗占总能耗的比例从70%降低到63%左右。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将煤炭消耗总量下降600万吨的要求。根据中国环境容量和资源开发的要求，煤炭的总量不应突破39亿吨。有关研究单位历年来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这些煤炭总量控制的目标一再被突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煤炭总量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减少CO2的排放。2015年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CO2的排放将达到75－80亿吨。这无疑给中国的减排造成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到煤炭消耗总量达到峰值之前，只会继续加重。煤炭消耗总量控制促使煤炭峰值减低，并加速煤炭消耗的下降。只有这样，中国总的CO2排放才能随之有效的减少。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有多重协同效应。环保部门多年强调的源头治理才会生效，污染物减排才会事半功倍。近日来炒得沸沸扬扬的PM2.5空气质量测量标准问题上，环保部门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化石燃料继续迅猛增长，无奈只好制订低目标。煤炭总量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多管齐下、多方治理，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设计，也要自下而上的公众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