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年”是一个可怕的怪兽，每年一度，它都会从山中杀来。为了把它吓走，人们春节时才要燃放烟花爆竹，也因此才有“过年”的说法。

　　这当然只是传说，但对于某些生物来说，过年这事可真是大大的不妙。比如前几年时兴在年夜饭上吃发菜，结果西部地区的不少草原因此被挖得坑坑洼洼。

　　最近一些年，南风北渐，北方大城市也兴起了过年吃鱼翅的风潮。很多酒店的年夜饭，都把鱼翅作为一道招牌菜，甚至包括许多号称“绿色”酒店的也是如此，盖因濒危的鲨鱼在我国并不属于“保护动物”的范畴。

　　为了鱼翅，世界上每年要杀死多少鲨鱼？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数据，估计的数据范围在2600万到7300万条之间。其中多达三分之一是在新年期间消费掉的。

　　鲨鱼的皮像砂纸，鞣制费时费力，肉虽可食用，但并无过“鱼”之处，骨头则是没有什么用途的软骨，因此，对于渔民来说，从鲨鱼身上榨取价值最快的办法就是割去鱼鳍当成“鱼翅”卖掉，在现代化大规模捕捞和电锯这样的断肢工具的辅助下，鲨鱼种群消失的速度令人惊叹。

　　2008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也就是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背后的出版者——进行的调查表明，每一秒钟都有3条鲨鱼因为“鱼翅”被杀，9种鲨鱼面临绝种。而加拿大一位生态学家对1970年到2005年之间鲨鱼数量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这段时间西北大西洋的鲨鱼数量下降达九成以上，有些鲨鱼的数量减少高达99%。

　　从东南亚到非洲，都有来自东亚地区的捕鲨船队，捕鱼，割鳍，把失去了鳍的“鲨棍”扔回海里，任其动弹不得地死去。割下的鱼鳍在海边渔村自然风干，之后被送到港口，由冷藏船辗转运到香港、台湾、中国内地和泰国等地的港口，再由冷藏车运送到加工点。鱼鳍解冻后，首先被烘干，然后经过除肉、浸泡、去污、漂白、去骨、抽湿、干燥等步骤后，方变成鱼翅成品。

　　那么这样制造出来的鱼翅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所谓营养，意指以食物的形式摄入的，细胞和器官运作必需的物质。大致可以分为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水等。一般的食物要不是植物，可以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矿物质，要不就是肉类和内脏，可以提供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

　　但是，再爱吃鱼的人，也没听说过要把鱼鳍也吃掉的。而本质上是原始鱼类的鲨鱼，它的鱼鳍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特别是在经过上面提到的多道工序之后。据计算，一盅重约216克的鱼翅汤，约含4克脂肪，4毫克胆固醇，2.75克盐，8克碳水化合物，7克蛋白质。相比之下，一盅菜汤也能提供2克蛋白质，而盐和脂肪的含量还要低一些，还能提供更多的维生素A。

　　换句话说，食客们花百倍于蔬菜汤的价钱买一盅鱼翅，除了因为摄入太多的盐增加了高血压的风险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好处。鱼翅中的蛋白属于胶原蛋白，虽然很多化妆品都添加了这类物质，但它们是用来抹在皮肤上而不是用来吃的，因为肠胃对胶原蛋白的分解吸收能力很弱，而且它们含人体自己能合成的氨基酸多，含人体不能合成的却少，基本没有营养价值。要论摄取蛋白质，吃鸡蛋也强过吃鱼翅很多倍。

　　更不用说随着鲨鱼种群的急剧缩小，鱼鳍早就难以找到了，那食客们越来越大的需求是如何满足的？答案是“人造鱼翅”，原料包括海藻酸钠、食用明胶、盐、味精、氯化钙等。实话说，这人造鱼翅营养成分倒是与真的鱼翅相差无几，但是成本就低得多，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钠离子含量却高得多。想吃鱼翅充阔佬？请便，但请想好你有九成可能在当冤大头。

　　吃到真正的鱼翅汤不代表顾客就不冤枉。除了用高价买了一碗虾仁味精粉丝汤以外，你还可能用自己的肝、肾和神经系统为越来越严重的海洋污染买了单。海水中有含量很低的汞和甲基汞，被鱼类摄入后不能排出，而大鱼吃小鱼，就容易积累越来越多的汞和甲基汞。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和长寿者，鲨鱼和剑鱼等鱼类体内的汞含量在海洋生物中“名列前茅”，其他重金属也容易在其体内富集。作为其软骨的一部分，鱼翅中这类有害物质也不少。吃一次鱼翅，说不定就相当于吃下了好几年的海水污染。

　　吃鱼翅可能也剥夺了顾客以更便宜的价格吃到更多海鲜美味的机会。海洋中的各种生物组成了一个复杂的食物网，其中任何一个物种的大量增加和减少都会影响这个食物网的行为和构成。而食物网中处于顶级捕食者位置的鲨鱼数量的减少，更是会对食物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大西洋海域鲨鱼的减少，造成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次级捕食者如海豹的增加，而这又导致海豹的食物贝类和鱼类的大量减少，美国的贝类海鲜产业就是因此近于崩溃。物以稀为贵，滥捕鲨鱼不仅造成对鲨鱼本身的威胁，也使得海洋能够提供的海产越来越少，越来越贵，需要我们付出越来越高的经济和生态代价。

　　上亿年来，进化让鲨鱼成了海洋中最有效率的捕食者和不可缺少的管理者，没有了它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我们依赖现有海洋的生活方式也将无法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我们一时的虚荣，大啖对海洋和我们自己都有害的鱼翅汤，是对进化赋予我们理性的辜负和浪费。

　　(本文作者康夫系英国诺丁汉大学地理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