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每年春节一过，各地都会传来种种雄心壮志，要绿化山河，要提高当地居民的人均树木拥有量和绿地占有量。可在科学家及专业人士看来，种树种草种花，确实很重要，但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健康，自然物种在本地生长的幸福度和自由度，更为重要。如果以引进外来物种为基调的“种树种草种花行动”，不利于当地生态系统健康，宁可不花这些钱，宁可不做这些事。

　　城市生态健康是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话题。城市由于建筑占有的空间严重大于生态可能生存的空间，导致城市人们对花草树木格外的钟情，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种树就是保护生态，想当然地以为“植树造林”就意味着生态量在提升，想当然地以为保护生态一定要搞“绿化工程”，想当然地以为政府决心越大投入越高生态就保护得越好。

　　对于自然界，做得越多，经常是错得越多。伟大的生态工程经常是生态损失最大的工程。生态系统有其“自然恢复”、“自然演替”、“自然表达”的强大面。任何地方都有适合当地的物种，任何一片裸露的土地里面都有无数的种籽在悄然深藏，最适合这片土地生长的自然物种，一定是你想尽办法去灭绝它也比较难以根除的物种，一定是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都会顽强地表达其生机的物种。因此，当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物种，如果会生起珍惜和尊重之心，会涌起任其生长的愿望，那么，我们的城市生态保护工作，就可以少花很多冤枉钱，少走很多条冤枉路，少潜伏很多生态隐患。

　　一个地方要进行生态优化，最基本的思路是“让本地物种自由生长”。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城市的生态保护和复壮，那么，每个城市的“绿化带培育”、“森林城市建设”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只要人类肯退出某片空间，让出某片土地，那么，当地物种就可能在你拆迁复垦的土地上迅速扎根和萌生。而在这些物种自由搭配、自然组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无论是乔木还是灌木，无论是杂草还是野花，无论是藤本还是木本，它们都会给这片土地贡献出很多的生态量，让这片土地永远充满勃勃生机。

　　植物的生态系统健康了，动物的生态系统也就会跟着健康。无论是当地鸟类还是迁徙鸟，都会在这里停留嬉戏，无论是刺猬、黄鼠狼还是蝴蝶、甲虫，都会很放心地在这里繁衍。一个城市的生态保护得好不好，其实应当反过来评估，不应当问那些主持生态工程的人是不是满意，也不是让那些看到几棵树就觉得“生态很好”的人来下结论，而应当去看看那些比我们更早就“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本地物种们，它们是不是很喜欢脚下的土地、头顶的天空，它们是不是有安全感，它们是不是愿意在这里觅食，在这里筑巢，在这里育雏，在这里结伴交友。

　　具体说来，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如果真的想要让当地的生态优化起来，让每条环路都有“森林”包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尊重当地物种，尽量种植当地物种，尽量鼓励当地物种自由地表达。

　　在需要特别光鲜的表面地带——比如某些广场上，摆放一些各式各样、缤纷绚烂的花坛，问题不大，但在本意是要展现生态之美的公园、在生活小区的角落、在立交桥下被围起来的绿地，最好多让当地树种自由竞生、充分表现。只有这样，我们城市的人均生态量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我们城市的生态才不至于被居住者彻底摧毁；我们城市的大笔资金，才不至于花出负面效果。

　　一个城市计划种多少棵树以让市民感觉到放心，一个人想为“绿化祖国”跃跃欲试要去种上几棵青春小苗，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几十年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负面教训已经证明，仅有一片好心肠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尊重生态自身的规律。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些天天想要种树的人是想玩一些政绩和利益的花招，而本质上对生态是不是真的在遭难毫不关注。如果用生态的眼光去看，北京其实不可能有地方需要种树。如果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房子，你把它拆出来，让当地物种自由生长，那么这片地方很快就会春意盎然起来。如果这个地方本来就有一片当地的野花杂草乱树怪藤，那么，这个地方生态已经很好，根本不需要你再去开挖和种植。

　　无论是从生态规律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人性的需求上说，一个城市都需要有足够多的“自然原野”，以让当地的人与自然和谐并存，共谋可持续发展。它们可以碎片化，但绝对不能格式化；它们可以被人类长期忽视，但绝对不能被人类过度关心和侵扰。因此，在北京宣布要在未来数年内“建设”数十万亩森林的时候，提出这个“让本地物种自由生长”的建议，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或者引发所有关注生态保护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