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的公平研讨会有多个会场，开了一整天。每个发言者都在阐述对公平的理解及其内涵。其他最引人注目的相关事件是ADP会议工作组主席人选提名及其任期期限。大家关心主席人选的竞争，自然与公平的话题紧密相关。印度候选人正在做最后冲刺。印度候选人当上ADP工作组主席，当然会极力推动公平问题的讨论。在明天波恩第一次ADP会议上，力推公平原则写入讨论议程。

　　公平原则首先要写入议程，其次融入和体现在其他各项原则的制定，最后量化在重要措施中，例如减排目标、援助资金量、技术转让等。纵观今天的研讨会，南北阵营的分歧依然明显，强调各自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谈判中，要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在波恩会议的《德班平台》谈判议程中写入公平原则。

　　总结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公平原则上的讨论，主要有下列几点大大小小的分歧：

　　1.坚信与困惑

　　发展中国家坚信公平是气侯谈判的核心原则。发展中国家需要可持续发展权，需要排放空间权，需要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坚信发展权不可剥夺。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气侯谈判中，认为气侯谈判的碳排放权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分摊问题。

　　发达国家尽管也认识到公平在气侯谈判中是原则的核心，但在具体问题上避免谈及公平的问题，目的是想摆脱或减少应该承担的责任，例如更高的减排目标和更多援助资金的支持。有的发达国家认为，公平的问题可以在一般阐述中说明，但是在具体的措施和义务分摊上，不可能事事都与公平联系起来。美国认为在气侯公约中已经载明公平的原则，在《德班平台》上无需再进行重复。欧盟认为，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则写入《德班平台上》的要求可以接受，但公平的原则及无需重复。发达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特别强调公平问题感到困惑，担心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会以公平原则作为谈判的筹码。

　　2.向前看与向后看

　　发展中国家强调可用几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公平，例如国别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国别累计碳排放量、人均累计碳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经常以1850-2000年的排放总量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说明，在2000年到2050年的碳排放预算中要给发展中国家留有足够发展的碳排放空间。但是对2000年到2050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如何计算却没有明确的说明。从2000年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减排形式没有列出。例如到2020年、2030年、2050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是继续增长、持平、还是下降？这些问题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没有提供长远期减排规划，在向前看的问题上显得没有足够依据和说服力。

　　发达国家在他们的报告中很少提及以前的历史累计排放，重点放在现在和今后的碳排放情景上。发达国家的模式是向前看。发达国家的报告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基本是旗鼓相当。到2020年和2050年以后，把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作为他们排放量的限制。例如2020年发达国家允诺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在1990年水平上排放量减少80%。按照这种排放的趋势假定，2020年和2050年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自然很小。当然，这种情况是否与将来的实际情况相符不得而知。而发展中国家没对2020年-2050年的减排目标做出预测和约束，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情况是由国外的研究机构按模型做出，排放量当然很大。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比例大得多。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向后看的数据是充分的、可靠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对将来的排放情况没说清楚，这是命门所在。而发达国家向前看的模型中，利用允诺的减排目标，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在未来巨大，甚至占据了整个全球的排放预算都不够。发达国家这种结论的争辨力显然占上风。

　　3.公平与公道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经常采用公平(equity)的词语，认为这是应该坚持的核心原则。发达国家却经常采用的是公道(fair)，认为对排放的分担要公道。(这二个词汇在英语中含义很明确。在中文中，暂时用公道和公平加以区别)。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可以运用在所有的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而发达国家的公平问题只能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和表达，例如排放的分担上合理不合理。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讲公平的问题，但用词谨慎，而且是有区别的。这就对应上面所说，发达国家认为公平只能用在某些特定场合，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公平是普适性的。

　　4.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单通道与双通道

　　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权是首要的。因此特别强调经济的发展和能源使用的增加。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太多的能源和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没有注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是高碳的，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发达国家经常强调要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已经跟碳排放开始脱钩。当然这是第一阶段的脱钩，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离了原先的按比例增长的关系，用较少的能源与碳排放支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与发达国家讲的脱钩是一回事。

　　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脱钩应该走向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碳下降。从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如果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话，经济上升碳下降。 但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人均碳排放太高。发达国家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都是高碳排放。因此讲脱钩讲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是第一阶段的脱钩，对发达国家是第二阶段的脱钩。发展中国家要更好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脱钩的评价方法，来评判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可持续发展概念和脱钩的概念都适用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运用脱钩的概念来指责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也应该在消费模式上进行脱钩，为减少二氧化碳提供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

　　5.务虚与务实

　　发达国家在谈到公平的时候，喜欢务虚。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口头上大谈特谈公平性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议题、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方法上，却不愿太多谈及公平性问题。发展中国家谈到公平的问题是极其务实的。公平问题不仅要在议程中体现，也要在各个议题中具体的加以阐述，并在实际的实施方法中有具体量化的方式来体现公平问题。在务实和务虚上，显然对公平性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

　　6.激进与落后

　　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公平的问题处理得好，就能使谈判各方更自愿地提高减排的目标和积极参与减排的行动。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是相互促进的，有了公平才有更高的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处理好了公平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更努力的进行减排。但是发达国家却不认为这是一种有相关联的关系。发达国家谈到公平，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多的减排，自己却仍然固守原来较低的减排目标。因此谈到公平的时候，发达国家把较高的减排目标与公平性相互割裂开来。当然，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发达国家也不愿意谈到公平的问题，没有对2013年以后的援助资金提出具体量化的方案和步骤。

　　7.内部与外部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公平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小岛国和贫穷国家联盟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最大，他们要求积极进行减排。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也会增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应该给予小岛国和贫穷发展中国家更多发展经济的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他们的排放目标和要求比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宽松。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应考虑到公平的问题。那些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伞形国家，是什么问题导致他们退出第二承诺期是值得研究的。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人口由于移民涌入导致国内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推动了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长。俄罗斯和加拿大处于严寒地区，土地辽阔，在交通和住宅采暖的问题上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因此在发达国家内部也要考虑到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而这些问题也都应该在公平的框架下得以解决。

　　8.简单与复杂

　　发达国家将公平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往往一笔带过，不希望进行深入的讨论。发展中国家认为公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和沟通。这几天召开的研讨会也是给予代表们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复杂的公平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的谈判中也会由于公平的引入，需要更多的时间使谈判各方进行消化和理解，争论也会更多，要用更多的时间取得共识。

　　9.动态与静态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随时间变化的公平问题上有不同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往往比较简略和用静态的方式表示，因此在很多问题上还不能充分的说明公平的复杂关系。比如说，公平与经济发展、公平与人均收入、公平与技术发展的状况、公平与社会发展指数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发达国家使用动态的模型来解释气候变化问题的演变，显得比较专业化，得出的结论也比较顺理成章。因此我们在进行公平的解释并以此要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话，应该采用动态的多目标的方式来诠释公平性的问题，特别是2020年-2050年的未来发展情景中。发展中国家在《德班平台》的谈判中，才能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据理力争。

　　10.责任与义务

　　发达国家往往避开关于历史责任的讨论。历史责任体现了义务的公平，也是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基础。因此在公平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不仅要讲历史排放的责任，也要谈及将来发展的的责任。历史的责任是为了更好的使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减排的方式是通过援助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进行的。发达国家不讲历史责任问题上的公平问题，往往是他们推卸在援助资金和技术转让等重要议题上的义务。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将会讨论未来发展与排放的责任问题，以及义务的公平分担。

　　11.内行与外行

　　在公平问题的讨论中，各方都采用了一些模型来进行量化的说明。在模型的建立上显然已分出高低。发达国家在模型的建立和运转上，有充沛的资源利用，有许多研究单位为其服务。发达国家的模型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比较好的。反观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力量和资金的限制，采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模型，显然说服力有所欠缺。这种内行与外行的不同，也提醒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能力的建设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样在向前看的、动态的模型上就能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更好的为公平的问题做出强有力的争辩。(杨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