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自来水里含避孕药”的消息引来热议。自来水、雌激素、避孕药、后果难料，流言在传播中持续发酵。果壳网寻找到事件起源——一篇被误读的论文，并专访文章作者，释疑“自来水里的避孕药。”

　　最早的消息来自昵称为“环保专家董良杰”的一则微博 ——【自来水里的避孕药】中国是避孕药消费第一大国，不仅人吃，且发明了水产养殖等新用途。避孕药环境污染可导致野生动物不育或降低再生能力。学者对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现，23个水源都有，长三角最高。另外，它们作为持久污染物，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人体积累，后果难料。

微博内容

　　在这条引来将近2万条转发的微博中，董良杰先生援引了一则论文的表格，作为附图。随后，他给出了消息出处——发表在2012年2月环境学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上的 一篇论文 。果壳网专门找到论文的第一作者copperpea，并请他来亲自讲讲，“自来水-避孕药”事件中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

　　果壳问：微博上董良杰先生对你的文章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你对他这条广为流传的微博有什么看法？

　　答：本人的论文是英文文章，这条微博是在译为中文后，加上了自己的意思，完全曲解了本人的结论。

　　第一，水产养殖业使用激素类药物，并无证据表明由中国人发明，本人论文里对于水体中这类物质的来源引用的参考文献分别来自于日本和英国，并无一字提及“中国人发明”。这三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别为1983年、1998年和2003年 [1] [2] [3] ，可见西方国家使用雌激素要早得多。

　　第二，雌激素对野生动物确实有危害，但并不等于“避孕药环境污染可导致野生动物不育或降低再生能力”，环境中的这类物质含量是很低的，而研究雌激素对动物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中，实验中使用的雌激素浓度是环境水体中的几千几万倍以上，且必须长期持续暴露。

　　第三，董先生在此只提及“水源里有”，有误导网友之嫌。本人的论文只是在水源水中检出这类物质，且浓度很低，而不是说的自来水。即使是文中报道的水源水中的含量也是很低的，不足以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第四，董先生所述“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读者，会让人以为一般水处理技术对这类物质没有任何效果，事实上，目前常规的工艺对这类物质还是有很好的处理能力的，最高可以达到90%以上。 [4] [5]

　　果壳问：研究提到，在对中国6个主要水系的23个水源样本调查后发现，所有样本都检测有环境雌激素。这些雌激素的存在都是人为导致的吗？

　　答：环境雌激素包括天然雌激素和人工合成雌激素。天然雌激素指动物和人体内正常分泌的雌激素，同时还包括一些植物性雌激素和真菌性雌激素。人工合成的雌激素如口服避孕药和一些用于促进家畜生长、催乳的环境化学污染物也具有与天然雌激素相类似的功能，因此被称为类雌激素或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因此环境雌激素的存在并不能说完全由人为导致。

　　果壳问：检测出环境雌激素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对人体有害？

　　答：不一定，要看环境雌激素的效应强弱和浓度水平。

　　一千克的铁能砸死人，为什么一千克松散的棉花却砸不死人？显然，因为铁硬度密度比棉花高得多，对人的伤害能力也强的多。化合物同样如此，结构上的差异决定其效应强弱。以文章里涉及到的9种化合物为例，E2(雌二醇)和EE2(乙炔基雌二醇，避孕药的主要成分)这两种化合物效应最强，是最弱的BPA(双酚A)的几万倍。因此，相同浓度水平下，我们只需考虑前两种化合物的效应，BPA的效应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千克的铁压不死人，一吨棉花肯定是能压死人的。当浓度足够大时，效应再弱的化合物也必须考虑它的危害。所以仅仅标注浓度水平甚至只说“有、检出”是不负责任的，要综合考虑化合物在水体中的浓度水平和它的毒性效应强弱。事实上，由于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检测精度大幅提高，原来浓度很低而无法被检测到的物质也能被检测出来。因此“检出”并不一定指环境中这类物质增多，而是意味着检测技术提高了。理论上只要检测手段无限先进，任何存在的物质都能被检测出来。如果提到“未检出”，必须要给出检测方法和检测限，否则是不科学的。

水里雌性干扰素中国和他国的比较

　　果壳问：基于你们水源地样本中检测出的雌激素浓度，喝这样的自来水有没有起到避孕效果的可能？

　　答：肯定不能，还是老老实实吃避孕药吧。每颗避孕药含乙炔基雌二醇约20~30 微克，假如水中的乙炔雌二醇浓度为1纳克/升(0.001微克/升)，并假设水体中的乙炔基雌二醇能够100%被人体吸收，那么你得在很短时间内喝完2万~3万升水才能达到口服一颗避孕药的效果。显然你也不用避孕了，早就被撑死了。因此饮用水的雌激素含量在目前是根本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上，必须有超前的意识。

　　果壳问：是否已有定论说，环境雌激素会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水体中的污染物到底在怎样一个水平，才会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无害？这涉及到一个风险评价的问题，简单的说，风险就是危害的可能性及损害程度。而风险评价就是，评价污染物在不同浓度水平时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概率及损害程度。

　　如果要研究水源水，显然是进行生态风险评价。要求水生态系统中不能含有任何有害物质，显然不可能实现，代价也非常高，即使停止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污水排放也不太可能。因此必须在环境保护成本和效果之间找到平衡点。

　　健康风险评价目前还难以操作，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显然你不能拿人，只能拿小白鼠之类的对象去做实验。但将其他动物的实验结果外推到人身上是很艰难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而且人体摄入化合物的渠道很多——呼吸、皮肤接触、口服等，很难界定到底有多少是通过饮水进入体内的。简单粗暴的要求水厂的出水不含有任何杂质是不现实的。

　　就目前环境中的雌激素浓度而言，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远低于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环境雌激素对鱼类等水生生物的影响仅局限于实验室研究，且投加的浓度很高，一般都在微克/升以上，是水源水中的浓度的几千倍以上，目前尚未有研究确证纳克/升数量级这样的低浓度环境雌激素对鱼类的影响。对于人体健康，科学家仅仅只能猜测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人不慎饮用了微克/升以上浓度环境雌激素的自来水，也不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因此对这类物质在人体中的积累和长期毒性根本不需担心。

　　果壳问：对于环境雌激素，能否像其他污染物一样，对这类物质所能接受的浓度水平，出台一个标准进行规定？

　　环境标准是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而制定的。而风险评价是制定环境质量基准与标准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风险是一个概率。比如某种化合物在饮用水标准中规定不能超过1mg/L，那么喝2毫克/升的水的人，并非一定会受到影响，只是说概率很大，所以不要去选择喝这样的水。反之，喝0.1毫克/升的水，也不一定就不会受到影响，只是说概率很低。环境标准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概率制定的，尽可能的保护绝大部分人，但不能保证所有人不受影响。譬如对于具有致癌效应的污染物，标准一般要求其对人体的风险低于百万分之一(100万人里有1人会受到影响)，应该说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具体到饮用水领域，这个标准的制定还涉及到人每天的饮水量和寿命长短，一般指导值为2升和70岁。这已经考虑到了污染物在人体中的生物富集带来的影响。

　　至于雌激素这样的新型污染物，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饮用水标准，不仅中国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复杂而慎重的过程，对于这类没有研究清楚的污染物，随意制定一个限值是过于草率的。正如之前提到的，这类物质在水体中的含量很低，所以目前无需考虑水体中的雌激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急于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

　　内容注释：

　　[1]Yamazaki F, 1983. Sex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in fish. Aquaculture, 33(1-4)：329–354.

　　[2]Desbrow C, Routledge E J, Brighty G C, Sumpter J P, Waldock M, 1998. Identification of estrogenic hemicals in STW effluent. 1. Chemical fractionation and in vitro biological screen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2(11)：1549–1558.

　　[3]Tashiro Y, Takemura A, Fujii H, Takahira K, Nakanishi Y, 2003. Livestock wastes as a source of estrogens and their effectson wildlife of Manko tidal flat, Okinawa.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47(1-6)：143–147.

　　[4]Chen C Y,Wen T Y, Wang G S, Cheng H W, Lin Y H, Lien G W,2007. Determining estrogenic steroids in Taipei waters and removal in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using high-flow solidphase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378(3)：352–365.)

　　[5]Johnson A C, Sumpter J P, 2001. Removal of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 in activated sludge treatment work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5(24)： 4697–4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