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最大成就是唤醒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环境危机政治意识及其应对——随后的近20年成为了欧美国家环境法律与行政管理体系普遍建立的一个时期，那么，1992年里约会议的最大遗产就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我们必须通过走向可持续发展而全面深刻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政治共识，为此，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共同行动起来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长远目标则是在整个星球上实现多样化、但却真正可持续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制度(系统)。

　　因而，首先，“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展国家的事情，而是涵盖整个国际社会的事情，可以说，只有当今世界的所有经济与社会主体能够主动参与其中，可持续发展才会取得积极的、实质性的进展。更进一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与人类现代文明的绿色进化与变革相伴随的相互学习过程，绝非只是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或西方国家将现成模式强加于给发展中国家的过程。

　　其次，“可持续发展”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核心是如何处理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与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生态可持续性在这些国家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意识与大众支持，但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如何维持和创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具有巨大的挑战性，比如今天的希腊和南欧诸国的困境。

　　再次，“可持续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金砖国家”来说核心是如何将生态可持续的原则要求渗透到蓬勃扩展着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创新过程中，一般来说，经济总量扩张和物质消费扩大在这些国家中有着难以抑制的增长动力，从而带来对生态可持续性的严重破坏或威胁；最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当代需求与未来后代需求可持续满足之间的矛盾，我们很难准确界定与描述子孙后代的全部需求及其合理性，但我们绝对不能做的是防止阻断其相关需求满足的任何可能性。

　　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条长期探索道路基础上的更高发展阶段和目标，也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追求和是否负担得起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欧美工业国家有着比后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历史与现实责任，应该发挥一种更主动与积极的作用，但更多应体现在表率作用上，而不只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持议题上。如果准确了解上面这些要点，我们就可以对过去的20年有一个较为科学客观的估计：表面上看不像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那样收获颇丰，但这主要是由于一个两极化世界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切实困难(可持续的基本前提是发展的相对平衡)，而且的确还是有一些实际进展，尤其是在共识聚合和阐发以及公众意识培养方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郇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