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琦

　　又到小麦收割时，人们体会着丰收的喜悦，也备受焚烧秸秆带来的烟熏烦恼：空气污染、连环追尾、水藻泛滥……小小秸秆烧出一把大火，正在各大城市蔓延。

　　年年禁，年年烧，年年出事，年年总结，年年报道，年年评论……一到时候照样狼烟四起，人类似乎真的无法阻止秸秆焚烧了。社会各界又一次展开一场大批判——农民不上心、监管不给力、技术不对路。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指责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切中要害。秸秆焚烧之所以禁不住，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利益关系没有理顺。

　　道理很简单。农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本意应该不愿意和政府作对。如果秸秆有出路，能给农民带来收益，恐怕不用禁，他们也舍不得烧。而如果一边强行要禁，一边却没有配套政策措施，把农民逼到墙角，农民自然会选择对自己影响最小的方式。

　　从目前来看，农民处理秸秆通常有3个途径：一是企业回收，用于燃料发电，制沼气、制成农畜饲料或建筑板材；二是在田地里进行粉碎，加上腐蚀剂用作肥料；三是农民运回家，自行处理。

　　我们依稀还能记起这样一幅景象：每到收割季节，家家户户把秸秆拾掇成草垛，拿来当烧火做饭或是当饲料喂牲口。可现在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用秸秆当燃料的农户越来越少，指望农民将秸秆运回家自行处理显然不可行。

　　而若采取其他两种综合利用的办法，推行起来也都困难重重。夏收季节，割完小麦就要种水稻，农田腾茬时间很短，再加上近年农村劳动力锐减，需要依靠机械化操作，直接在田间将秸秆粉碎沤肥。如此算来，秸秆还田，每亩最少需要的成本为30～40元，有的地方高达80～90元。即使在那些下发了专项补贴的省份，平均下来，农民每亩地也要倒贴30～40元。

　　因此，对农民而言，如果能有企业下田回收秸秆，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事实上，真正进行回收的企业非常少，成规模、成气候的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秸秆回收、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大多数秸秆收集和加工企业往往是赔本赚吆喝，在缺少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多数因经济效益差而无法维持。

　　如此一来，秸秆没了出路，成了农民手里的包袱，也就一把火烧了省事。

　　秸秆焚烧问题，集中体现了农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农民需要增收，不愿意耽搁播种时间；企业需要利润，不可能长时间入不敷出；政府想管却管不到点子上，以为一纸禁令就能包治百病，结果却四处奔波、疲于奔命，人力物力搭上不少，还是火光四起。说实在的，解决不好秸秆问题，这三方谁都不满意，谁都是输家。

　　过去，一些地方为了解决秸秆焚烧的问题没少下功夫，甚至采取了过激手段，但只管得了一时，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秸秆问题，并非一时一地的事，而是在全国多个地方长期存在，这说明一定是机制、体制上存在缺陷。现在的粮食价格，只考虑了土地、水、电、化肥农药、劳动力等收割前的成本。如果要求农民承担收割后秸秆处理的成本，那么也就变相地增加了农民负担。以农民利益的损失去保全城市的空气质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推行秸秆禁烧，如果忽视农民利益，而只是单纯强调加强执法或是加大宣传力度，自然站不住脚。

　　因此，秸秆焚烧禁不住，把责任推到环保部门或农民身上，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不是环保部门不想管，而是靠行政执法去管不现实、也不可行；不能怪农民懒或觉悟低，给秸秆找出路，靠农民自己实在没辙。改善空气质量，还是得由地方政府多承担一些成本，用经济筹码来调整烧与不烧的天平。要么给农民足够的补贴，让他们有积极性，愿意把秸秆收集起来，卖给收购企业，而不是一烧了之；要么就给秸秆处理企业政策财政等方面的支持，让他们有能力完成正常运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把农民和企业这两头都调动起来，把秸秆处理的各项政策串联起来，相信扑灭秸秆之火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