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能聊“天”了吗？

　　霍华德-科文顿 克里斯-瑞普利

　　作为一个小岛国，英国习惯谈论那长期折磨我们的多变天气。然而，今年北美的大干旱或许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个进行更广泛对话的时候了。就连美国死硬派的共和党人，如今也在扪心自问，眼前变化无常的天气背后是否真隐藏着一场气候变化，尽管他们心里确信，即便真有，他们也什么都不做。

　　但问题并不是区域性的。世界商品市场的相互联系意味着美国玉米的减产将推高开罗的粮食价格，今年底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粮食骚动。但这也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今年的坏天气并没有影响到小麦和稻谷的生产，并不会出现全球性的粮食短缺。然而情况不会一直都这样。

　　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里，气候变化距离公共议程相当遥远。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衰退和欧洲危机等这些更加紧迫的问题上。如果提到气候，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为所费不赀的风力发电机提供补贴，或者最近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样的语境下。而关于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会把地球变成什么样子，却几乎没有任何讨论。

　　这背后是有原因的。经济和政治评论员认为我们没有足有的资源来解决争议纷纭的气候变化，但是在复杂程度丝毫不差的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上他们却毫无畏惧。他们同样是害怕风险的。只要对气候变化的未来做一次客观的评估，就足以让他们充满忧患意识。这对名声并不是什么好事。

　　实际上，气候变化的未来趋势并不难理解。目前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略低于400ppm，而且在以每年2ppm的速度上升。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一切照旧”排放持续下去的话，到本世纪中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550ppm，这个数字是前工业化时代的2倍。

　　根据科学预测，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气温将上升3摄氏度。而科学上可以接受的上升范围在2到4.5摄氏度之间。因此，气温上升究竟是高于还是低于3摄氏度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所在。

　　如果我们把这个气温上升幅度与地方日间气温变化相比较的话，3摄氏度可能算不了什么。更恰当的是将两个完全不同气候状况下的全球平均气温长期变化进行对比。比如，从最近一次冰川期到之后的11000年中间，气温仅仅上升了6摄氏度。这样一比，从工业革命前到现在3摄氏度的上升幅度就很惊人了。

　　若世界经济继续“一切照旧”地增长下去的话，只消短短几十年，地球平均气温至少会上升3摄氏度。如今，这个结论简单得连小学生都能算出来。如果不断然地悬崖勒马，实现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去碳化，所谓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政治宣言全都是空话。得到这个结论并不难。

　　全球变暖不是均匀发生的。两极的暖化更加迅速，这从北极的海冰迅速融化就能明显看出。不同的暖化程度改变了地理气温梯度，导致天气模式的变化无常。目前0.8摄氏度的变暖程度，更可能导致2010年毁掉俄罗斯小麦和今年毁掉美国玉米的极端天气的发生。

　　上述极端天气事件足以让我们窥见世界温度上升“小小”几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由于地球变暖3摄氏度或者更多而导致的天气变化和变化无常，很可能造成主要作物的严重减产，而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无论我们尽多大的努力来进行农业调整适应都会如此。

　　姑且不论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其他问题，根据气候计算的逻辑，我们有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后就遭遇严重的饥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适应，我们的社会将会陷入混乱。

　　因此，这个未来预测很可能在这篇文章读者们的有生之年就成为现实。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避免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并不多。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完全遵循这个模式。要显著而迅速地改变这个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看看“一切照旧”排放的不断增加就知道了。这个趋势很有可能导致一场我们无力挽回的灾难。

　　上面这些观点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科学家、商界领袖和政客们对类似的分析都耳熟能详，军事规划者们也都清楚。人们不难看到，将军们在考虑如果巨大的气候压力成为战争主要驱动因素、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事态会如何变化。

　　这些问题之所以没有进行什么公开讨论，是因为不能这样做。一些理念实在太激进了，不适宜在公共范围内探讨，否则只会被斥为荒谬或者杞人忧天。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2012年的大干旱可能让这个“合适”的时机里我们更近了一点。我们能够围绕天气展开一次严肃的全球对话的时机已经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