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9年开始关注中国垃圾问题。那一年北京市政府突然宣布在我住的小区——小汤山别墅建一个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我们很气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整个法律体系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健康权,政府不能只是以公益项目的名义,去侵犯每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以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去理直气壮地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哪怕是一个人的利益。09年我们示威游行,最终20多人被捕,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勇敢地表达了我们应该表达的。北京市政府最终也响应了我们的运动,邀同我随考察团去日本考察垃圾,从而揭开了很多媒体共同关注中国垃圾问题的篇章。
我跟政府的关系是这三年来我研究垃圾的一个主线条,从09年跟政府的对抗到10年跟政府的沟通和讨论,到现在可以说我们跟政府是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妥协,相互的合作,我觉得我们正在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维权。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不但勇敢地跟政府说不,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哲学的高度,从公民的角度,我们不但要说不,还要告诉政府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要勇于去研究,哪怕我们自己花钱,哪怕我们花经历,哪怕我们牺牲很多的东西,我们最终要跟政府站在一起共同面对问题,共同研究问题,共同讨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我想这可能是对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更高的一种要求。
现在我在做绿房子的事,这是对传统垃圾管理体系的一种颠覆式审视,现在不会有任何的收入,只能往里不断的砸钱,包括人员。现在我的绿房子有14个来自全国的大学生,把周边的平房都租了,每天都会来。我们把垃圾整个的数据采集出来,以后还会将整个数据向社会公布,计算绿房子这种模式下对我们的垃圾减量起到多大的作用,通过绿房子我们给政府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政府一年有不少财政投到垃圾上,我们想通过数据让政府看到,建绿房子虽然花不少钱,但有可能让财政省了6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