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企业家精神”如何助力公益事业

　　商界有“天使投资”，如今环保公益领域也有了“天使资助”。9月15日，SEE基金会“创绿家环保公益创业资助计划”(简称“创绿家”)在北京正式启动，未来5年内将向300个民间环保公益团队提供1万—20万元不等的创业资金。这是SEE基金会200余名企业家捐赠人通过吸收商界“天使投资”理念，为支持民间环保公益事业发展而创建的“天使资助”公益平台。

　　启动仪式上，著名经济学家、SEE基金会理事长吴敬琏发表致辞，SEE基金会会长冯仑、秘书长刘小钢、创始会长刘晓光、前副会长王维嘉、理事万捷等企业家捐赠人，与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等，结合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经历与当下民间公益发展诉求，共同探讨“企业家精神”如何助力公益事业。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做企业学会挣钱，做公益学习花钱

　　问：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曾说，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比经济发展落后20年。各位企业家现在开始公益领域的创业，怎么看待这样的落差？

　　冯仑：拿公益发展和经济发展相比，从规模总量上说，中国的公益总量比经济总量至少差20年，但是从制度建设和成长速度来说，两者的反差是倒过来的。

　　比如自我治理，民营企业在头十年都是“昏”的，但是很多公益组织建立可能还远远不到十年，就能够自觉地在组织治理上下功夫。比如透明度问题，民间公益组织已经有了透明指数排名，财报通过网络公开，但是民营企业是在发展了十几年之后才开始意识到透明度的重要性。另外，公益领域的“国有”和“民营”比重也完全是倒过来的，据我了解，现在大约65%的公益捐款来自于私人和私人部门。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公益是做得相当好的。

　　问：做企业和做公益，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

　　冯仑：一样的地方就是两者都需要良好的治理、效率、人才、战略和价值观，要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按照合法有序的方式来运作组织。这些事情恰巧都是企业家最擅长的：用有限的资源建立最合理的组织，确定目标、价值方向和激励机制，然后在一定时间内达成目标，取得可考核的业绩。不一样的是做企业是挣钱的，做公益是花钱的，方向不同。

　　做公益也有一套规律，企业家一开始容易忽视这道专业门槛，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前阵子接触到一个法国的公益募款公司，居然还是一个上市公司，对于怎么订立遗嘱，怎么跟不同价值观的人来谈捐款，人家都有细分的专业知识。企业家以前学的都是挣钱的本事，现在需要重新学习做公益。

　　问：在座很多企业家都是做过风险投资的，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公益“创投”提供借鉴？

　　薛蛮子：我没做过公益基金会，只是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些捐助，偶然踏进了这个领域。从我作为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说，项目选择首先要满足市场需求，受助人最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通过自下而上的呼吁来取得公众和政府的呼应。我认为“微公益”的模式将会越来越有效，10万人每个人出10元钱的意义远远大于一个阔佬捐100万元，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要培育接得起政府职能转移的NGO

　　问：SEE基金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

　　冯仑：SEE基金会在募款和会员发展方面没有任何地域侧重，不过从现状来看，今年SEE基金会和深圳的企业家王石、万捷、马蔚华等共同发起注册了一个红树林保护基金会，由SEE基金会捐赠一半的启动资金，形成了“母子基金”的模式，在这方面华南地区的发展就是比较领先的。

　　问：政府将一些职能下放给NGO来承接，各位站在民间组织的立场，对此有什么建议？

　　冯仑：NGO如何承接政府的一些职能，要区别对待。有一些事情是政府本来就不应该干的，就别干了。有一些是NGO干得比政府好的，政府就收手，让NGO去干。有一些是政府干效率低的，政府就可以和NGO合作，提高效率。还有一些是政府本来就没干的，就应该由民间充分自主地去干。

　　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包容的制度

　　吴敬琏：最近在经济学领域有一本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是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书名叫《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的观点认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首先是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攫取型”，让少数人攫取了多数人创造的财富；另一类是“包容型”，让更多人参与并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想，其实这种“攫取型”制度不只是对人的，也是对自然的。这种制度不仅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贫富分化的加剧，而且造成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最近30年的经济大发展当中，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欠账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包容的制度，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共存、共赢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