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丛红和她的“有机农庄”

　　记者  郑挺颖

　　谈到中国的有机农业，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有机农庄”的创始人陈丛红。作为中国有机行业的开路先锋，陈丛红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的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业简史。8月19日中午，在北京国际饭店，《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采访了北京欧阁有机农庄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丛红，听她讲述她和中国的“有机农业之路”。

　　提高农产品质量催生“绿色食品”

　　1979年，陈丛红从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农业部农垦局计划处工作。计划处的职责之一是制定国营农场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审批。当时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承担着生产商品粮、天然橡胶、棉花等任务，同时国家要求国营农场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1989年是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至1995年)的起草年，陈丛红觉得，国营农场给地方农业做示范，除了在机械化方面，还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上。

　　这时，恰好中国农业大学的白瑛教授带着北京农场局的同志找到陈丛红，说是要找投资，因为北京快开亚运会了，想在亚运村建专卖店，专门卖无污染的西红柿。据白瑛教授介绍，目前出现了环境病，医生开的药方是吃无污染食品。陈丛红认为应该支持这项工作，这正是国营农场八五期间发展的重点。

　　为了体现这种食品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在同事们的共同参与下，他们将体现无污染食品概念的食品起名为“绿色食品”。农业部农垦局领导在顾问的建议下，将“绿色食品”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几经周折，“绿色食品”终于成为我国第一枚证明商标。

　　陈丛红说：“当时农垦司的副司长刘连馥和我是绿色食品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我们拿来外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和中国的食品卫生标准，把最严格的要求综合起来，又加入环境标准和生产操作规程，就制定出来了。我们又参照了‘国际羊毛局’的运营模式，制定了‘绿色食品’的申请、认可流程和运营模式。”

　　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很支持搞“绿色食品”，农业部成立了绿色食品办公室。陈丛红除了担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也兼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绿色食品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在有机食品方面，国外是政府颁布标准、授予独立的认证机构以认证资质，生产者再从认证机构那里获得认证。由于中国刚起步，因此初期采用了政府制定标准，唯一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的办法。同时为了发展这项事业，政府、认证机构、生产者三位一体。2001年8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认监委”)成立，到了2004年，有机食品认证认可的管理工作，交由国家认监委管理。

　　“有机食品不能搞得太极端”

　　2000年，看到“绿色食品”的市场乱象，有30年工龄的陈丛红干脆提前退休了，决心亲自做一个让消费者信任的有机食品品牌。

　　身为有机人，她坦言：“绿色食品的初衷也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按照中国国情，搞减农药、减化肥的‘绿色食品’概念是最适合的。可是没办法，绿色食品被搞得太乱了。把标准明确的有机食品认真搞好，是我力所能及的。”

　　陈丛红开始经营的第一个店，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社区的万方商场。同时陈丛红与北京大兴县(现大兴区)的留民营生态农场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定了500个生态村，留民营是其中之一。除了不用农药，留民营别的方面也都达到了有机农业的标准。陈丛红教农民技术，在超市营销策划，留民营则负责供货。

　　2002年，法国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为了吸引高端消费人群，主动找到陈丛红，并以很优惠的条件，在北京的家乐福超市提供柜台，专门销售陈丛红的“有机农庄”蔬菜，当时主要顾客是在华的外国人。

　　除了进驻大型超市，“有机农庄”还有自己的专卖店，卖蔬菜、水果、鸡肉、鸡蛋、粮食、面包。专卖店选址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那里是使馆区，热衷有机食品的人较多。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驻华大使馆都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供货。

　　有机食品并非贵族食品

　　2004年，“有机农庄”开始建自己的有机农场，如今已建有6个农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山东、四川，面积总共有1500亩。通过慢慢摸索，“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西红柿一茬的单产原来是2吨，现在达到4吨。在超市里，西红柿卖到一公斤四五十元。其实，刨去种植成本、超市扣点、店里损耗、冷藏运输成本，净利润也就在5%至10%。”

　　有机食品价格偏高，这点饱受社会诟病。陈丛红解释：“在我国，农产品的价格长期比工业产品低很多。我们的有机农蔬菜与发达国家的有机蔬菜价格基本相当，但是，我国的有机蔬菜比国内普通农产品的价格高好几倍，而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只是高30%。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普通农产品价格太低了，农民收入长期被压在最底层。再者，有机食品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益子孙后代，使得农业生产者提高收入的重要产业，并不是像有些人将有机食品歪曲为贵族食品。”陈丛红还解释，有机食品并不是只给有钱人吃的，很多意识超前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孕妇、病人等，都愿意花钱在这上面。

　　中国的有机食品市场在逐年扩大，“有机农庄”的产品开始供不应求。今年“有机农庄”在上海的生产基地受到“海葵”台风的袭击，严重减产。“我们缺货很厉害，只好保证重点供应，并请合作方谅解，另外，云南的生产基地已经‘开足马力’生产。”

　　陈丛红想扩大农场的规模，但农业设施的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需要10年左右，很多投资方都等不及这样的“慢钱”。“我们是第一个卖有机食品的，价位定得高，是想把利润给农民留出来。种有机作物农民必须精耕细作，多劳多得也是合理的。但现在一些没有生产经验的竞争者以为利润很高，纷纷上马，大打价格战。生产成本压不下来的，就买些非有机的蔬菜来蒙骗消费者。”

　　谈到怎样应对市面上“假有机”的问题，陈丛红支了几招：“什么气候条件长什么菜，对反季节蔬菜要警惕。类似北京现在这个季节，甜脆豆、荷兰豆都长不出来。卖家要是说他的有机荷兰豆是北京产的，那肯定是骗人。北京春节最冷的时候，西红柿、黄瓜在普通日光温室大棚也长不了。如果你在7～9月买了有机菠菜，外包装的17个追溯码显示产地是上海、北京或广东，那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些地方这个时候根本没有菠菜，除非买的是云南的。”

　　“新国标还需完善”

　　自今年7月1日起，国家认监委编制并发布的新版《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陈丛红认为，“这个新出台的国家标准非常严格，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但先严点，也有好处。”据辽宁省的媒体报道，沈阳原来有60家做有机食品的，实行新国标以后，有19家就干脆不做了。

　　不过，陈丛红认为，新国标也还需要完善。“关于农药残留量，有机食品的老标准，是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5%。例如，多菌灵的残留浓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0.05ppm(编者注：ppm是浓度单位，1ppm表示溶质在溶液中的比例为百万分之一)，有机食品老标准就是0.0025ppm。新标准改为‘未检出’，看似更严格，但没明确规定检出限值，没数据，那就得看检测仪器的灵敏度了。我们用的是精确到0.01ppm的仪器，灵敏度非常高。但别人用0.02ppm的也可以过关。由于检测技术不过关，很多有机从业者就在蔬菜还是小苗时用点农药，大了不用。“他们以为这样检测不出来，其实只要用好的仪器，都能检测出来。”

　　在有机肥的规定上，陈丛红也觉得有可商榷的地方：“新标准要求农场自身生产足量的有机肥，不允许用商品有机肥，我觉得这不对。国外农场的有机肥，也不全是自己的，很多也用商品有机肥。我们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肥料厂，但还是要从猪场、鸡场买些有机肥过来。我们的口号是‘我们都健康’——健康的土壤，健康的植物，健康的畜禽，健康的食品。”

　　“做有机，还是要靠信誉”

　　另外，陈丛红觉得，目前申请有机产品防伪标签的程序太过复杂，希望未来改革一下，对一些质量好、有诚信的企业，给个一年或半年的免检。因为有机农业是初级农产品，没有太多利润。如果费用太高，没有人坚持有机农业，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损害。

　　“为了杜绝造假，一要靠企业自律，二是做认证的人必须真正懂，才能把好关。当然，消费者最好也要懂得如何辨别真有机假有机。”

　　陈丛红讲了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往事：“20世纪90年代，德国独立有机认证机构的一个认证员来中国，我陪着他到别人的农场做有机产品认证，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没人想到，大烈日下，踩着泥泞的路，他绕着600多亩的农田溜溜走了一圈，把边边角角都看了。最后，他真就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农药袋子，取消了这块地的有机农业资格。”

　　回首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陈丛红最后说：“做有机农业，要靠理念。做有机农业是为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土壤和健康的身体。这样就可以自觉遵守有机食品的标准，靠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最后靠的就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