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伴随了绿色和平进入中国的十余年历程。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在国际环保NGO组织——绿色和平担任项目总监，亲身参与了转基因食品、非法农药、电子垃圾、APP毁林、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煤炭真实成本、中国NGO 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多场重要的民间环境保卫战，不断开拓环保议题的前綫，致力重新定义民间环保行动的空间，扩大社会影响。

　　2001年，卢思骋是一个28岁的青年人。

　　对华人社会来说，绿色和平式的环保街头运动，还是新的。

　　卢思骋参加了菲律宾马尼拉的抗议行动。美国空军基地在这里留下的电厂、变压器，污染了当地饮用水，很多儿童患上了血癌。绿色和平帮当地居民把有毒废弃物一桶一桶收起来，送到美国领事馆。

　　在等待美国领事馆出来接收的时候，当地警察清场，卢思骋被架走。

　　2002年，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办公室的环境项目第一役，是捍卫中国农民的转基因大豆专利权。当时中国还完全没有遗传资源使用和相关专利权的基础研究和法律规范，也没有防范生物盗窃的概念和意识。

　　绿色和平组织做出了一份详细报告，递交给官方、媒体，国务院后来批下专项资金给环保部(当时的环保总局)，要求对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使用，加强管理和防范。这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第一份专题报告。

　　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上，卢思骋代表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办公室宣讲了这个案例，说明如何防范类似情况。

　　200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组织行动抗议，要求停止沿用以往的填海方式——会对海床造成破坏、影响海洋生态。

　　环保人士“占领了挖泥工地”，将小艇绑在挖淤泥的铁臂上，旁边还漂浮着充气海豚。卢思骋和香港立法会议的一位代表一同登上小艇，坚守六、七个小时。

　　挖泥工程停了一天一夜。政府最后屈服了，从那时开始，填海作业方式得到改良，不再挖淤泥，对海洋生态的影响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2004年，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揭露了APP公司在云南非法伐林的情况，公布了GPS照片等直接证据。之后一个月内，金光集团全球高管前来谈判，承诺将275万多亩林地保护起来。

　　协议签好了。就在双方准备联合召开记者会之前一小时，APP来电反悔。

　　那天的记者会结束后，卢思骋走出会场，北京下起了当年第一场雪。

　　后来，这个云南省的省长一号工程，最终被叫停。此例在中国开启了环保组织用compaign手段影响企业行为的先河。它让人们看到：民间的力量，有希望把破坏环境的行为给改过来。

　　2007年12月，对于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的减排责任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陷入胶着谈判。联合国大会破例召开国家元首高端会议，希望为气候谈判开掘更强的政治动力。卢思骋在国籍NGO组织的推荐下，在会上代表全球公民社会发言，向到会的120多个国家元首发出疾呼：各国政府必须以巴厘岛路线图的原则去付出实际行动。后来，他的演讲稿刊发在《南风窗》杂志上。

　　当时，他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比邻而坐，直言希望美国尊重国际社会意愿，减少排放。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环保组织推进绿色意识和绿色行动的重要阵地。绿色和平做了大量调研，完成《超越北京，超越2008》报告，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奥组委。提供给奥运选手的蔬菜供应基地有没有用非法农药？场馆有没有用非法的木地板？绿色和平的结论中，赞许和批评建议并存。这在2008年举国奥运的氛围中，是难得的。

　　卢思骋“花了很长时间”，跟北京奥组委环境部部长余小萱沟通，最终参与评估奥运会的绿色表现。这一沟通的达成并不容易，“一开始(奥组委官员)根本不愿意谈，花了一年多时间来建立信任”。除了一两个礼拜去一趟奥组委之外，“他去开联合国会议，我们也跟着去，国外的气氛轻松一点，像朋友那样聊聊天吃饭，做了很大量公关工作。”

　　2008年和2009年，他分别负责了绿色和平的《超越2008、超越北京：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环境评估报告》，以联合国专家身份参与评估了世博会筹备的环境成绩。有了换位思考的体验后，他更加深感：NGO不能因循守旧，不能再固步自封，自娱自乐。

　　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中国天津召开。卢思骋面向此次大会召集并组织的“绿色未来，竟跑中国”活动，让中国NGO以群体面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表明决心和立场，在会上颇为抢眼。

　　谈判期间，卢思骋与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主任解振华见面。解振华表示：环保NGO是中国构建两型社会的重要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卢思骋代表中国民间组织参加部长会议之前最后的边会，与国际NGO组织联盟一起，向前来开会的部长们发出公民社会的诉求。他当时说到：我们居住的地球，不是从前人那里接过来的，而是从后人手中借过来的。

　　2012年，卢思骋创办“创绿”中心，成为中国NGO领域引人关注的事件。在推动中国环境NGO领域国际交流十年之后，他宣告“落地”，开始加入更直接的环境工作。

　　例如，“一杯干净水”项目，将致力于在三、四年之内，为100个村庄的乡村小学安装饮用水处理设备。

　　即便到了这个目标达成的一天，中国现在三亿人没有安全饮用水的困境，恐怕也依然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但卢思骋在行动中深感：没有一个环保机构可以解救这个社会，需要政府、企业家、民间都动员起来，需要一些有影响力的、对固有思维带来变化的组织，需要绿色公民——有环保意识的、有责任感的新一代绿色公民，来承担社会转型的责任。需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

　　在过去十年中，卢思骋扮演的角色，接近于一个民间环保外交家，通过具体的项目和会议，搭建起中国环境问题与国际社会对话的桥梁。

　　今天，他正在开始自己环保生涯的一个新阶段，要接中国的“地气”。

　　经过近20年的环保工作，卢思骋说：“一个属于中国民间环保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并且是一个公众全面深度参与，绿色公民意识发酵，社会、企业和政府跨界合作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