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半球的天气渐冷，旨在减排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如常在年底揭幕，3年前是丹麦的哥本哈根，2年前是在墨西哥的坎昆，去年在南非的德班，今年则是卡塔尔的多哈。再往前追溯，20年前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办，15年前的气候变化大会则是在日本的京都。气候变化大会的举办地点基本上是以在各大洲间轮换为原则，这可以体现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气候脆弱地区，还是气候“坚强”地区，都应该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如果按照整个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重要节点来划分，那么，从1992年到2012年间的20年无疑都可划入“京都时代”，这20年实际上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筹划，通过和执行了《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接下来，按照先前计划，2013年开始国际社会本应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形势的变化，《京都议定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清洁减排机制”（CDM）已经从鼎盛走向没落，其价格一落千丈，跌至目前低于1美元/吨减排量的水平。这意味着《京都议定书》走到今天，实则已经名存实亡。即便本轮多哈会议之后，区域层面的《京都议定书》及相关减排机制依然存在，但“京都时代”的故事已经讲完，归于终结。

　　从现有的认知来看，气候变化问题，其表象是全球气温的升高所引发的气候环境和其他非环境问题，但其本质的原因或者说关联因素有二，一是能源利用与消耗；二是人口（消费）增加。前者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直接起因，后者则是间接的推动和作用因素。这样的基本逻辑在总体福利的全球计算上是成立的，即人口和消费的增加带来能源利用和消耗的瓶颈，从而引发碳排放为主因的气候变化。然而，国际政治经济演变的逻辑和传动机制永远不适用于总体福利的优化计算，而往往是被局部利益解构的。在一个力量不均衡的国际社会中，知识和信息的传递，议题发展的框架和路径及其结果的表现形式，都极有可能是被预设的，如果说预设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变数的话，那么，为此开展的纠偏也正是预设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就此而言，过往气候变化议题的出现和发展，及“京都时代”的故事及其终结，其实都并非偶然，而是体现了“预设”思想下具有明确利益导向的国际社会整体秩序的调整。

　　从1988年开始，以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的成立为标志，到1992年国际社会正式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全球性议程，其间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包括苏联解体（1991），美国发动海湾战争（1990），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1992），而欧洲则通过《马约》（《欧洲联盟条约》）（1992），欧盟初现雏形。其时，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刚刚起步，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仍处于萌芽状态，但即便是有着如此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仍义无反顾地启动了持续至今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并直接地推动通过了旨在全球共同碳减排的《京都议定书》。

　　一般而言，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被认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中免除碳减排义务而捡了个大便宜。但实际上，如果从上述人口-能源-气候变化的预设认知路径来看，气候变化议题的引出早晚都必然会波及那些与能源/人口两大议题有着紧密关联的国家与地区。反之，那些在能源/人口问题上游刃有余的国家与地区则会显得相对超脱，甚至从中获得“气候利益”。

　　这样的预设性结果，如果说在1992年还只是设想和预期的话，那么20年后的今天，发展的形式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与能源利益紧密挂钩的国家与地区（中东，俄罗斯等），和与人口利益紧密挂钩的国家与地区（中国，印度等）都已经被卷入其中，并深受其累。反之，美国与欧洲虽然也参与其中，但其受影响的程度实则远远低于上述国家与地区。

　　回想当年，20年前气候变化议题被引入国际社会的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遏制苏联，打击中东，防范中印，其中既有意识形态之争，更有国家民族利益之夺，中间包含了复杂而多维度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但总体而言，便是通过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来维护既有的国际秩序，保障既得的国家利益。

　　20年后的今天，预设及预设的理念和目标仍未改变，但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部分国家与地区在崛起，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则陷入发展停滞，被卷入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的各方力量悄然开展新的博弈。在蛋糕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博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部分新生利益被纳入“预设”范围，而部分传统利益则必须出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就此也将进入新的“预设”阶段。“京都时代”的故事行将终结，新的故事则已悄然发芽。

（原标题：“京都时代”的故事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