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城市垃圾分类为何难推动

2013年06月21日17:00  环境与生活杂志

  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

  城市的垃圾分类为何难推动?

  ◎本刊记者 朱艳

  近年来,国内各城市纷纷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工程,北京更不例外。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从600个增加到2400个。然而,当《环境与生活》记者近日想采访北京市的一家垃圾分类试点街道办事处时,却被告知还存在很多问题,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在我国为什么很难推动呢?垃圾处理问题专家、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解答了本刊的疑问。

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

  北京在全球最早提出“垃圾分类”

  如今,日本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国家,但事实上,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是北京,这种说法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王维平记得,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那时的北京人,会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旧报纸等按照要求,分门别类送到国营的废品站卖钱。当时,还有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如何垃圾分类。但那时的垃圾分类主要是节约意识,还没有上升到环保意识。

  当然,那时物质生活贫乏,没有更多值得回收的东西,“连烂菜都要捡出来喂鸡。”也没有什么有害垃圾,“我国的垃圾里出现塑料得到1979年,以前都没有被扔掉的塑料。”

  垃圾分类曾经是“作秀”

  王维平承认,我国近几年重新“捡起”垃圾分类,刚开始的确是“作秀”、“摆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垃圾分类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前端的垃圾分类要靠后端回收、利用和处理。“比如说,日本建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这就把垃圾分开了——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而我国重启垃圾分类工程的时候,后端处理设施根本没建立,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老百姓在前端仔细地做好垃圾分类之后,结果被胡乱堆在一辆车上拉走了。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分类后得分类运输、分类加工和利用,这又涉及产业链的问题,“比如废铁要回收,得有能处理废铁的工厂;废纸回收后要有再生纸厂,废塑料回收也得有再生塑料厂等配套工程。”这些产业链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建立起来的。

  王维平说,直到近两年,我国垃圾分类才开始走出“作秀”的怪圈,垃圾分类回收的系统正在建设中,并且试点小区也在不断扩大。

  “别指望所有人都能垃圾分类”

  曾经在日本留学并生活的王维平看到,垃圾分类在全世界都不能操之太急,要经过10至20年的努力。即使这样,“日本的垃圾分类做了23年,到现在还有17%的人不按规矩倒;德国做了20年,到现在还有22%的人不按规矩倒。”

  出现这一问题的首要原因,是每个人的习惯和认知都不一样,王维平解释,“日本国民素质本身也参差不齐,也不是全都那么自觉。毕竟,你不能指望流氓给垃圾分类!”而且,如果居民不做垃圾分类,我们也不能把他拘留。

  我国做垃圾分类的大背景是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城镇,同时也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带进城。王维平介绍:“比如我居住的小区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商贩,他们居住条件很差,或者人货混居,你还指望他们做垃圾分类吗?”垃圾分类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在国际上都是逃不开的规律,“一开始大家也以为垃圾分类很简单,但它确实不是速效的,不要以为你能做到别人就能做到,这太天真了!”

  王维平说,其实垃圾分类发展到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分类不仅是要所有人把垃圾分开进行资源利用,更重要的是让全民参与环保,因为每个人都在制造垃圾,所以每个人通过垃圾分类可以提醒自己要节省资源,要对环境负责,这才是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

[资料图片]上世纪,国营的废品回收站曾经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资料图片]上世纪,国营的废品回收站曾经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

  垃圾分类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除了全民意识的提升需要时间,垃圾分类后端的系统建设也需要时间,“比如建各种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电子垃圾处理厂等。”

  此外,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跟进,这就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是否能配合一致,垃圾分类关系到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政府部门有十几个之多,比如宣传由宣传部管,废品回收由商务局管,垃圾由市政管委会管,后续的加工利用和循环经济由发改委和工信部管。“十几个政府部门来管这一件事,他们的认识不一致,有的抓有的不抓,哪一个部门不抓,这个事情都成不了。”

  政府在产业链的建设中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要把各方的利益照顾好,哪个环节没有利益人家也不干。废纸收了,卖不出去,人家肯定不收。”

日本一家超市前的垃圾回收装置:可投放标示从左至右为“易拉罐、玻璃瓶、塑料瓶、易燃垃圾”,最右边的是顶部设有烟灰缸(以备顾客吸烟)的普通垃圾桶。  日本一家超市前的垃圾回收装置:可投放标示从左至右为“易拉罐、玻璃瓶、塑料瓶、易燃垃圾”,最右边的是顶部设有烟灰缸(以备顾客吸烟)的普通垃圾桶。

  “日本八成垃圾是焚烧处理”

  在号称可以做到“垃圾零废弃”的我国台湾,王维平看到,其实台湾垃圾分类只占极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并没分类。但台湾在垃圾分类上的努力还是让他很震惊,“他们的水平之所以比我们高,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做垃圾分类的慈善机构和许多垃圾焚烧厂。”

  不久之前的一次台湾考察之旅,让王维平感触很深。台湾的一些慈善组织默默地从事垃圾分类,他走访了一个叫“慈济”的佛教慈善团体。由于岛内居民约有一半不能自觉地将垃圾分类,而另一半就靠“慈济”这样的组织在引导,“他们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在周六日或工作日抽出2个小时,把没有分类的那一半垃圾进行详细分类,再回收。他们也在教其他人如何分类,而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机构。”

  无论是分类还是不分类,垃圾都面临一个最终去向问题,在仅有2000多万人的我国台湾,却有26个垃圾焚烧厂,这让垃圾减量做到了最大化。作为主烧派的代表,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之所以遭那么多人反对,重要原因是政府没与百姓深度沟通。“一开始,反焚烧的人都是一些并不是很懂垃圾焚烧的人。那么,我问他们,日本在海啸之后,宁可放弃核电也没人质疑垃圾发电厂,这是为什么?日本80%的垃圾都是用来焚烧发电。”

  尽管我国的垃圾焚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基本没安全隐患,但王维平强调,严格监督是保证垃圾焚烧安全运行的必要措施,“因为是企业在做这个事,企业为了省钱可能该装的设备不装,比如该用的烟气净化耗材不用或少用,或者以次充好,这样的话,再好的设备也会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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