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中国经济转型与环境影响评价

　　我只讲观点不讲事例，我的题目很大，叫中国经济转型与环境影响评价。实际原来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环境保护，这题目更大。首先就谈一下经济转型，这是一个老话，我想我们的经济转型，在近代、现代、当代经历了多次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孤立的谈经济转型，我只讲观点，1840年以前我们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840年以后尖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实现了五府通商，后来扩大九府通商，这样启动了市场。1911年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但是军阀割据、日寇入侵，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1949年，全面实行苏俄的计划经济，我们又重新关闭了市场。1979年改革开放，我们又重新启开了市场。从1840年、1911、1949、1979，我们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转型，但是这四次转型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却没有太多的涉及到生态和环境，直到我们最近，我们1979年那次大的改革开放这种转型，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建树，很多的理论。

　　我现在看，我们这一轮的经济转型，从1979年到现在，可以说是准备。而我们2011年，或者我们现在面临的又是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到底能不能转型、怎么转型，这是一个摆在我们国家领导和每个同胞身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转型最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已经成为转型的倒逼机制。以前如果说1979年以后是一些量的积累，我认为到了2010年，以北京雾霾现象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已经突破了零界。中共十八政治报告直接切入主题，的面临形势就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所以说我们这一轮的转型和历史上的数次转型不太一样，除了上述所谓四轮驱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环境的倒逼机制。

　　我谈一下我们历次转型都是在什么背景下，都是不转不行了，都是被动的被逼迫的转型，1840是尖船利炮打开的转型，1910年是民族矛盾，是帝制已经延续不下去的一种转型，1949年是长期分割、区域要统一这种转型。那么1979年是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的一种转型。我们现在可以说生态环境、资源倒逼已经到了临界，突破了临界，必须逼迫转型。经济转型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外力的推动是转型很大的动因。从1840年到1911年，到1949年，都是有强大的外力推动，这是我讲的转型的第一点。第二经济转型的经历了几个阶段就是市场开启、市场残缺分割、封闭市场、重新起动市场，就是这四种回顾这个经济转型。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市场的需求配置资源，还是按照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这是当前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记得我们党早在十五大、十六大就提出，要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把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那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十几年，到现在并没有完成。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方法论、我们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下面我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转型要有意识形态的基础。所谓意识形态无非是两点，一个是对主观世界的认识，一个是对世界的认识，主观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客观世界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在对待人这方面，体现了一点，就是矛盾是永恒的，体现出一种动态的斗争，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话来讲叫阶级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从1949年以前，当然还有民族矛盾，1949年以后这种与人斗的意识形态一直覆盖在一切领域。由这种意识形态再转换为客观世界，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那么这几种其乐无穷就带来了我们传统意识形态说的，人类社会力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我想我们党的十八大已经为我们的转型扫清了意识形态方面障碍。党的十八大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以前对自然、对天地是什么呢？是与之奋斗其乐无穷。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惊天动地、战天动地。我们很多领导讲经济发展要让大项目惊天动地，让小项目铺天盖地。总之，对待自然、对待天地就是一种征服、改造、利用，就是用一种斗争的方式。那么60多年过去了，经过这些积累，结果很多地方变得昏天黑地。北京1月份就有25天以上雾霾天气，是不见天日的。所以说，这种自然观要彻底的改变。好在党的十八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的里程碑的作用，应该说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一样的，是否定了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革，而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对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因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必须树立，不是可树立可不树立，要必须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要把它摆到突出的位置，融入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要树立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这种指导方针，这不是环保一家的指导方针，这是全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有工作的指导方针，各行各业全都应该这个方针。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主观上认识就不够，客观上有很大的差距这是转型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转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从事环境保护30多年的工作，大致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形态有这么几个阶段，服从服务是一种形态，同步并重是一种形态，优化优先是一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是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交替出现。早在1972年就出现了“环境保护32字方针”，1983年出现了叫“同步和统一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90年代到2000年，出现了“并重说”，最近这几年，比如在水电领域出现了一种“优先说”。回顾起来，凡是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它就服从服务，凡是调整、整顿产能过剩的时候它就同步并重。直到十八大才把优化优先成为我们的一个政治纲领，但是我们自己却裹足不前、不敢优化、不敢优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优化优先，从环境影响评价来讲，从生产力布局来讲，应该是也跟我们的经济转型接起轨来，就是从微观的控制变宏观的控制。我们单个的项目，它的布局、它的规模都已经确定，但是我们从规划上来讲，从政策上来讲，我们在源头上的环评没有开启，为什么？政策环评没有法律依据，这个规划环评现在是一种倒逼，为什么？大多数地方和企业都是为项目而反过来做规划环评，真正的规划环评没有反馈给项目。

　　就是以后要把重点转入到政策环评、规划环评。我就说这些，时间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