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沙尘侵蚀洞窟,病害蚀毁壁画。风沙一年比一年大,窟顶一年比一年薄,壁画变色,起甲甚至脱落……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正面临消失的厄运。而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匮乏,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也陷入困境。2009年10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甘肃考察时十分焦虑地指出:“要拯救敦煌,决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守护敦煌
章轲
敦煌文物保护所所长苏伯民给记者们展示了两张壁画照片,这是相隔不到100年拍摄的同一幅壁画。这幅壁画是莫高窟第285窟(特窟)北壁上的作品。
由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于1908年拍摄的这幅壁画照片,字迹清晰可辨,整个壁画完整无损。但2002年拍摄的这幅壁画,中部已完全脱落,大部分字迹变淡甚至无法辨认。
“仅仅过了不到100年就被破坏成这个样子,看了让人吃惊。”苏伯民说。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霉变、腐蚀、脱落的情况十分普遍。例如156窟原有墨书《莫高窟记》,在上世纪60年代仍依稀可见,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敦煌研究院早前的调查结果称,敦煌莫高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中,有20%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而最新的统计显示,在莫高窟目前存有壁画、彩塑的492个洞窟中,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病害。
千年彩绘的褪色、剥落,窟墙的腐蚀、风化,正对莫高窟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有考古学者曾感叹说,莫高窟的衰颓与毁坏速度惊人,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
一位台湾学者在参观了敦煌莫高窟后说,莫高窟的神佛们正面临“毁灭性的危机”,“100年后,莫高窟安在否?”
毁灭性破坏
1987年12月,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多座,其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最高的就是莫高窟的壁画。这些用矿物颜料绘制而成的壁画内容涉及社会生活、音乐舞蹈、佛经故事等,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气韵生动、长袖善舞的唐代飞天。
敦煌石窟开凿于石质疏松的砾岩之上,无法精雕细刻,便采用泥塑彩绘和壁画的艺术形式。彩塑以人工制作的木架为骨,束以苇草、外敷草泥,通过塑造和描绘的结合,表现人体的肌肤,面部的表情,须发的蓬松,服饰的质地。壁画在整治过的石壁上,涂抹二至三层草泥,通过布局定位,起稿、涂色、定型,完成壁画形象的绘画。
敦煌研究院成立之前,由于无人管理,造成烟熏、刻画、霉变等人为破坏。目前,自然因素的破坏仍呈渐进式发展。
莫高窟周围环境也有崖体结构不稳定(裂隙、地震、自然坍塌)、莫高窟背靠的沙山形成的风沙危害(崖顶积沙,崖体风蚀造成薄顶洞窟,沙尘对洞窟壁画、彩塑的磨蚀)以及大气降水从岩体裂隙下渗,引起岩体内可溶盐向壁画运移等危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莫高窟本体的洞窟建筑、彩塑、壁画的保存。
研究显示,在导致壁画毁坏的诸多因素中,风沙已成为莫高窟石窟长久保存的最大威胁。苏伯民说,沙尘暴造成的积沙、风蚀、粉尘等极易引起壁画脱落、彩塑受损、崖体坍塌等病害。
西北地区多风沙,敦煌地处大漠之腹,据介绍,每到风沙肆虐之际,翻飞的粉尘随气流涌入石窟。如果用专业仪器观察,会发现其中80%以上是0.05~0.005mm大小的棱角状、次棱角状的坚硬石英、长石。这些微小颗粒既能对壁画、塑像进行打磨,又能侵入壁画和塑像颜料的空隙。
研究显示,莫高窟的年降尘量可达365.4吨/平方公里。不断沉积的粉尘,会逐渐向外挤压壁画的颜料层或白粉层,使之脱落。这是莫高窟壁画残破不堪的自然原因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保护人员对莫高窟进行了崖体加固,后来又为洞窟安装了门窗和防沙网,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挡住风沙袭来时无处不在的粉尘。
人为因素加重
除了莫高窟小环境恶化这一因素外,敦煌地区近年来大范围的荒漠化、沙漠化也是重要原因。本月11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大敦煌’地区的生态正在持续恶化。”
“大敦煌”是以甘肃敦煌市为中心的一个地域单元,东接嘉峪关,西达罗布泊,南依祁连-阿尔金山,北抵马鬃山,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
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中国水科院等机构的调查发现,用水结构不合理、人口增长迅猛和绿化面积减少是加剧“大敦煌”荒漠化、沙漠化的关键性因素。
月牙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它是“大敦煌”荒漠化、沙漠化最有力的见证者。
月牙泉作为沙漠中的一湾古泉,虽地处流沙中,但千百年来没有被掩埋,也没有出现泉水干涸。但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古泉水域因生态环境恶化发生改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受当地垦荒造田、抽水灌溉,以及周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敦煌地下水位下降影响,月牙泉水位出现急剧下降。1985年,月牙泉存水量降到历史最低点,平均水深仅为0.7~0.8米,泉中干涸见底,竟可走人。
为解决敦煌生态问题,从2000年开始,敦煌市开展解救月牙泉行动。2004年,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禁止打井、禁止开荒、禁止移民”的“三禁”政策。同时,在农村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滴灌、管灌等高新节水工程。在城市实行阶梯水价、以水定产、用水定额等节水措施。
不过,经过多年治理,今年7月,月牙泉水域面积仍只有11亩,水位只提高了0.6米,平均水深只有1.5米。
随着敦煌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状况还将进一步加剧。敦煌市需要抽取地下水弥补用水缺口,每年超采地下水4925万立方米,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1975年至2001年,敦煌地下水位共计下降10.77米,且目前仍以每年0.24米的速度急剧下降。
据记者了解,敦煌市目前农业用水占全社会总用水量的85.37%,棉花仍是全市主要的经济作物,节水技术推广步伐比较缓慢,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造成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经济效益低下。
而水资源严重短缺和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使敦煌市原有的1万多亩咸水湖和1000多亩淡水湖中的80%面积已不复存在。目前全市仅存天然林130万亩、草场31万亩、湿地270万亩,分别比解放初期减少了40%、77%和28%。自1994年以来,敦煌绿洲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近20万亩。
“对莫高窟来说,虽然人为破坏已不复存在,但日益增多的游客进入洞窟,对壁画的保护构成了威胁。”敦煌研究院第三代传人樊锦诗说。
统计显示,莫高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放以来,已经接待国内以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600多万人次。参观的游客从每年的2万增加到目前的30多万人次。
每年7、8、9月是莫高窟旅游的旺季,日接待量在3000人次以上。2009年,莫高窟的游客接待量是39万人左右。前几年,参观人数曾高达50多万人。最多的一天,游客量达到6800人次。预计未来5~10年内,到敦煌莫高窟旅游的人数还会大量增加,每年将达到50万人次。
樊锦诗等人的研究发现,每40个游客参观半小时,洞内的二氧化碳值就会升高7.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温度升高4℃。由于游人数量过多,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过度暴露于光线中,使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人为的损坏远远比自然的侵蚀更可怕。专家们称,莫高窟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2009年10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甘肃考察时十分焦虑地指出:“要拯救敦煌,决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艰难的保护
苏伯民告诉记者,莫高窟的保护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先清理积沙开始,先后经历了抢救性保护(1949年)、科技保护(1982年)、国际合作保护(1988年)和预防性保护(2004年)四个阶段。
在半个多世纪的保护实践中,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已经摸索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敦煌研究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合作承担的“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获得了1986年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数十年来此项技术一直应用于省内外多个石窟、寺院起甲壁画的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总体来看,人才缺乏是目前莫高窟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执行这一领域的工作必须按照相应的程序,以相应的专业人才来进行,但国内严重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苏伯民说。
据了解,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在日本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在欧美国家,文物保护也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科学。但在我国的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这一专业设置。
在樊锦诗等人的努力下,2008年12月29日,总投资2.61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开工,这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该工程包括保护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及栈道、风沙防护、安防等,整个工程将于2011年完工。
不过,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在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与开放参观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樊锦诗说,敦煌正在规划建设具有综合功能的游客服务中心。该中心将通过主题电影演播厅、洞窟实景漫游厅,让游客全面了解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身临其境地观赏典型洞窟和丰富的敦煌文化,然后再适度参观洞窟。
游客服务中心被列入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子项目,另一个子项目是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70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
“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并不是取消传统的洞窟内参观。”樊锦诗说,游客在全面了解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和洞窟实景之后,再到洞窟内实地参观,会有更好的参观效果,这“不会关起门来搞保护”。
记者了解到,除了敦煌莫高窟本身的保护,在整个敦煌地区,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也在展开。
资金仍是难题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2007年底获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2008年底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2.6亿多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1.8亿多元,其余的资金要由甘肃省来筹措。
“你们也知道,甘肃省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财政的钱不多。”樊锦诗说,往年,甘肃省政府拨给敦煌研究院用于文物研究和保护的资金只有几百万元,到今年才增加到1000万元。
这些年,国家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也通过安排相关重点科研项目及技术研发项目,在研究经费上给予敦煌研究院一定的倾斜。目前,敦煌研究院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投入经费2200万元;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甘肃省科技厅科研项目,支持研究经费近100万元。
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给予了配套经费和一定的政策支持,保证了合作项目顺利开展。
国家、部门、省市地方除了优先安排敦煌研究院承担相关重点开发任务外,也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如颁布《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进口仪器设备充分享受减免税政策等。
这对于大量的保护和修复资金需求而言,少得可怜。
“保护科学的研究、保护技术的探索和创新、保护人才的培养、保护设施的投入和更新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樊锦诗说,保护资金的短缺已经成为限制敦煌石窟保护的一个难题。
游客服务中心的建立需要资金,初步估算为3000万~4000万元。“这一块的资金还没有落实,投入的钱都是研究院自己垫的,而这些钱都是从银行贷款的。”樊锦诗告诉记者,敦煌研究院目前在外欠账多达5000万元,而为了减少利息支出,研究院会及时将门票收入冲抵贷款。
“数字敦煌”建设也没有多少资金支持。但敦煌研究院目前虚拟漫游已做好了20多个洞窟,这完全靠科技人员的无偿劳动。
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立。基金会的人员由敦煌研究院委派。成立这家基金会的目的就是接受关心和支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赠(包括资金和物品)资助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和修复,以及有关敦煌学的科研项目,资助国内外敦煌保护、研究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该基金会理事长李最雄告诉记者,基金会成立以来,共募集到2000多万元资金,2006年改组后又募集到几百万元。记者查询到,该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1783万元,来源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赠。可见基金会成立后募集的资金很有限。
“我们都是书生,并不会管钱。”樊锦诗告诉记者,基金会成立初期,资金也曾经被人骗走。虽然追了回来,但募集的资金额一直不多,“研究所每年还要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敦煌莫高窟保护大事记
敦煌莫高窟有政府参与或以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保护的活动始于上世纪40年代,相关大事如下:
1.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
2.1950年,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国家正式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
3.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10年间,抢修了5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维修加固了3处崩塌崖面和数百个洞窟。
4.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5.1963年~1966年,先后三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个洞窟的维修加固。
6.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
7.1984年,将扩建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区南段26个洞窟和172米崖面的加固工程。
8.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敦煌文物,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文物首次归还我国。
9.1988年,国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保护所签订保护敦煌莫高窟国际合作项目,同年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也签订合作保护项目。
10.1993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
11.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作,申请并通过了我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点。
12.1999年~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
13.2000年,“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在敦煌举行。
14.2001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地质系联合创办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15.2002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被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
16.2008年12月29日,总投资2.61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获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开工,这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该工程包括保护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及栈道、风沙防护、安防等,中央预算内投资1.8亿多元,其余的资金由甘肃省来筹措。整个工程将于2011年完工。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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