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查文晔 孙伟丽)研究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的目标与行动计划的坎昆会议即将于本月底召开，而决定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

　　在去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消极，不仅不作出应有的碳减排承诺，反而要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历史责任、自身能力及发展水平的减排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卸义务、逃避责任的做法已经给全球碳减排进程造成了严重障碍，如果其再不予以纠正，坎昆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从历史来看，作为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历史累积的碳排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且大多是奢侈性消费带来的碳排放；从资金和技术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理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从1850年到2004年，八国集团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13个国家的历史累积碳排放中，中国的排放贡献率占10.8%，美国则占约40%。

　　而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占全世界23.6%人口的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全世界累计排放总量的79%。

　　在人类历史上，碳排放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急速增加的，与之相对应，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理念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冷僻到热闹的演变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工业化的第一波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通过煤矿、石油、铁路、飞机大肆积累财富、破坏地球的时候，根本未受任何环境保护概念的约束，这是人类环境史上的“原罪”。

　　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国家“垄断”碳排放特权的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碳排放微不足道。当前，发达国家应该以实际的减排行动“赎罪”，而不是逃避责任、混淆黑白，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推诿给发展中国家。

　　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由他们带头，主动加大减排力度责无旁贷。

　　据统计，发达国家年均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64.6%，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5%。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不足美国的1／4、欧盟的1／2。

　　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显示，美国目前人均能源消费量仍是全球第一，并且是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五倍。同时，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日均原油需求量为1900万桶，是中国的两倍多。

　　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指责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在表象背后，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能源结构和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

　　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

　　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尽管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

　　碳排放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必要条件，维持合理水平的碳排放是人类生活的一项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基本碳需求排放，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奢侈浪费排放。从伦理角度看，前者优于后者。发达国家不应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脱离其发展水平的、不切实际的减排义务。

　　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与剥削，长期与工业化、城市化等高碳活动无缘。如今，充分享受了建立在高能源消费基础上的舒适生活的发达国家，却以环保、低碳的名义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合理限度内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扩展到政治与经济领域，一些国家试图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秩序复制到环保领域的企图值得警惕。

　　去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按照该法案，从2020年起将针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

　　从2012年起，2000多家航空公司将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只要飞机飞过欧盟的天空，就必须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制造新的贸易规则的理由和借口。

　　人们不能不问：发达国家的这些措施真是为了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么？还是为了本国利益，站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手握“低碳”话语权大棒，进行新一轮的“劫贫济富”？为什么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碳排放的努力不首先从削减自身的碳排放做起呢？

　　目前，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环保技术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吝啬，这已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10月在天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在2012年前建立“快速启动资金”，是重建多边进程各方信任和坎昆会议成败的关键。四国代表要求尽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落实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并重申，这些资金必须是现有官方对外援助和双边基金之外的新增资金。

　　“基础四国”声明还敦促发达国家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担可相比较的减排指标。坎昆会议应该为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做好铺垫。

　　按照IPCC的建议，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40%，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减排40%以上。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周二表示，按照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哥本哈根协议》共识，发达国家应该为历史的责任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率先采取行动，在减排行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一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是“必须要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