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灌困局 宁愿毒死不愿渴死

　　昔日变废为宝的污水灌溉，如今祸患尽显。对于这一危及粮食安全和公众健康的行为，诸多监管部门至今仍在推诿。

　　记者 张瑞丹

　　小满时节的冀中平原，麦浪滚滚。赵县王西章乡东、西洨洋村之间，深褐色的洨河水，挟带着臭味缓缓流淌。

　　西洨洋村的刘庆丑，正准备给麦田浇灌最后一道水。再过20多天，洨河两岸的小麦便可结束灌浆，静待成熟收割。

　　村里的水井每天定时供应，离得远的农田，可能无水可用。但这一次，刘庆丑并不打算冒险：“宁愿少浇点，也不用洨河的污水。”

　　两年前，也是因为天旱，刘庆丑使用洨河水灌溉，最终以大部分麦苗烂根而告终。“河里面都是化工厂排出的废水，还有钼、镉等重金属。水脏得很，用不得。”

　　中国急剧的工业化和监管不力，导致布局混乱的企业肆意排污，工业污水随着“变废为宝”的污灌，最终涌入农田。

　　风起云涌的重金属污染、癌症村等公共事件，让治理者已意识到污灌背后的杀机。但困于行政权力分割的监管，使得这种污染正变本加厉，难以遏制。

　　无形无色的污染

　　在刘庆丑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洨河清澈见底，鱼虾成群。但从80年代起，随着沿河工业的兴起，“鱼很快看不见了，河水从黄变成红，再从红变黑，上面飘着泡沫，老远就闻到一股恶臭”。

　　“这是看得见闻得到的，还有一种污染无形无色。”刘庆丑所指，正是污水灌溉造成的重金属污染。

　　“污灌导致的重金属超标，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印肯定了这种说法，“一般而言，其对农作物减产并无太多直观影响，但一旦超标，进入食物链，对食品安全影响巨大。”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河北当地学者已意识到这种潜伏的危险：1990年，河北轻化工学院的陈学诚等人通过实地采样和持续监测，发现污灌导致石家庄周围的行唐地区出现小面积严重镉污染，小麦镉含量已达到危及食用者健康的水平。

　　这份名为《河北省农田土壤镉污染研究》的论文中，分析当地小麦镉超标，是因为周围农民明知有害、但天旱无雨的情况下，仍沿用污水灌溉。而灌溉污水中的重金属镉，则源自农田周围的化工、造纸、机械、冶炼等工业。

　　2002年，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环境安全系主任谢建治等人发现，河北省主要污灌区域——保定市郊污灌区，土壤及植物体内的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清灌区；其中，镉、锌污染指数达到轻度污染水平。

　　研究显示，这些污灌区的重金属含量虽未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典型污灌区的长期污灌，使得土壤中的重金属呈明显累积势态。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河北省典型污灌区主要分布在石家庄、保定、邯郸、沧州等地，其中越是靠近市郊与工业密集处，重金属累积现象就越突出。

　　2010年河北省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河北省委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污灌对河北省粮食作物及蔬菜的产量、质量都有较大的影响。

　　报告通过对污灌区小麦玉米籽粒进行重金属含量分析，发现污灌区农作物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重金属积累，并有不同程度超标：除玉米中汞的检出率较低以外，其余检出率均在80%以上；小麦最高超标率达42.4%，超标因子为铬，仅砷一项没有超标，但检出率也达到了82.1%；玉米中最高超标率为33.3%，超标因子为铅，汞和砷没有出现超标，检出率分别为52.1%和90%。河北农林科学院张国印认为，污灌导致的重金属超标，与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并无本质性区别，在土壤中的污染过程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难降解性特征，“都是微量可能没事，但长期累积，达到一定量，就有风险，即通过食物链危害健康。”

　　2007年，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殿武曾指导学生对石家庄污灌区的疾病死亡率进行调查，发现污染物通过地下水、农作物由食物链进入人体，对健康有较大影响。

　　通过对比1984年的调查资料，发现污灌区的死亡率要高于清灌区，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王西章乡当地村民透露，洨河中下游的排污量仍在不断增加。在污灌区，当地农民已不种植极易出现重金属超标的叶类、根茎类蔬菜，而基本改种相对影响较小的玉米和小麦，“本地人不吃本地菜”已成常态。

　　目前，西洨洋村民正在为水井的深度与乡政府进行交涉，因为周围村庄的水井至少也有160米，有的甚至近400米，而西洨洋村的水井仅有120米。

　　在村民看来，水井的深度决定了水源的安全性；而水源的安全，无疑是保护庄稼，避免污染的最后防线。

　　“打得越深，就离污染越远。”刘庆丑对此坚信不疑。 无奈之选

　　污灌虽饱受诟病，但不可否认其亦有“合理”的一面。究其根源，在于无水之困，“宁愿毒死，不愿渴死”。

　　河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副处长王英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河北省虽地处漳河以北，东临渤海，但却属于资源性缺水，地下早已形成一个“巨型漏斗”。

　　“基本上十年九旱，从本地水资源量来看，排在全国倒数几位。”王英虎说。

　　201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各设区市中，除了秦皇岛、张家口两市为水资源供需平衡区外，其余9个市均为缺水区，缺水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6.2%。

　　地表缺水的结果，是整个河北省深深浅浅分布着90多万眼水井。整个冀中平原，像一块巨大的蜂窝煤。

　　“连我们管水资源的也觉得(井)太多了，从资源角度讲，这是得不偿失。”王英虎说。

　　即使如此，水还是奇缺。河北省水利厅计算，全省每年生产、生活用水在300亿立方米以上；而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合理开发总资源仅200多亿立方米，缺水约100亿立方米。

　　对于缺水，当地农民的感触更为深刻。刘庆丑说，去年全家基本面临天天缺水的情况，“连生活用水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灌溉？”

　　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北，面临水荒之际，日益增多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则成为别无选择的灌溉备选。

　　最初，污灌多源自生活污水，是一种方便、省钱的灌溉方式。相比清水灌溉，生活污水灌溉既能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也能为农作物提供氮、磷等养分，节约肥料。

　　早在1940年，北平周边地区已开始尝试利用生活污水进行农田灌溉。1957年的“大跃进”后，中国开始大面积、大规模污灌。《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当时的建工部联合农业部、卫生部，将污灌列入国家科研计划，大兴污水灌溉工程。

　　但国家在1972年提出“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并制定了污水灌溉暂行水质标准，却难以阻挡污灌面积的迅速扩大。

　　根据全国污水灌区环境质量状况普查统计数据，仅1976年〜1980年4年间，全国污灌面积便从18万公顷跃至133.3万公顷，主要集中在海、辽、黄、淮四大流域，约占全国污水灌溉面积的85%。其后十年，该数字继续翻倍。

　　河北亦不例外，在1990年〜1998年间，全省污灌面积增加5倍。沧州、石家庄、邯郸等地均分布有大型典型污灌区。

　　治理空白

　　河北农林科学院张国印认为，污灌带来的重金属超标等风险，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

　　以石家庄污灌区为例，洨河沿岸的栾城、赵县、宁晋和新河4个典型污灌县，2008年时土壤中重金属铅、镉、铬等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累积，但3年过去，累积势态却未能得到遏制。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2003年时，污灌导致的水质问题一度引起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

　　当年8月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各设区市的人民政府转发了省环保局、水利厅及农业厅《关于农田污灌危害农产品问题解决意见报告的通知》，提出“要将解决农灌危害农产品问题，作为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狠抓落实”。

　　但8年后的今天，污灌治理在部门监管层面却似乎是空白。

　　2010年，河北省成立由省农工委、环保厅、水利厅、国土资源厅、住建厅等11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污灌导致的污染治理，已经从各部门的职能内容中消失。既无文件规定由谁来监管农田灌溉水质，也无文件规定谁对污染区域进行治理。

　　作为农村环境生态保护与治理牵头单位的河北环保厅自然生态处处长张文平坦言，目前环保系统并不掌握河北省污水灌溉情况。

　　“河北有5万多个村庄，2000多个乡镇。量大、地广，农业污染特别分散，千村千样，所以污灌治理有点超前。”张文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环保部门并没有多余精力和资金投入到污灌治理上，目前的整治工作仅限于农村垃圾、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以及部分无主企业产生的污染。

　　河北环保厅认为，污灌属于农业灌溉用水的一种，应由管理灌溉用水的水利部门负责。

　　而河北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赵拥军说，水利领域中并没有出现过污灌概念。“灌溉就是灌溉。水是苦咸、水质几类，只要符合灌溉条件都可以，污水也没有让他们用。”

　　赵拥军表示，水利部门不管污水灌溉，拥有执法队伍的环保部门才是监管污灌的主要单位。“污水源头的监管在于环保，如果环保管好了，就不存在污水灌溉污染的问题”。

　　类似的看法也出现于当地农业部门。河北一位不愿具名的农业官员声称，自己的管理范围多在于化肥的合理使用与规范畜禽养殖，“水与污染监管治理应分别在水利和环保部门”。

　　对于水质污染，河北环保厅官员则显得颇为委屈。来自环保厅监测处的数据显示，河北境内主要河流的出境断面监测结果均为合格。

　　但张国印认为，出境断面水质合格，并不代表排出的水质就完全符合标准，因为重金属和部分有机污染物等同样影响水质的污染指标，并未纳入监测体系之中。

　　同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另外发现，洨河沿岸企业的偷排污水现象并未绝迹。据赵县当地村民透露，“有些企业，基本上是停产整改没几天，恢复生产后又大肆排污，根本没人管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