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对谈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对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访谈围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最终命运、德班谈判的预期进展以及中国在其中所作的努力进行深度剖析。

　　张海滨：这一次国际社会对德班会议的期待还是比较务实的。就总的舆论来讲，大家不期待这次谈判能够完成八年路线图的授权。

　　德班会议的国际氛围和其面对的形势并不给力。换句话说，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最关键的，就是欧盟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对谈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待会儿我们还会具体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这次德班会议，大家还得再调低对它的期待。所以现在整个国际社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比较务实的。

　　德班大会上演“京都议定书之死”？

　　张海滨：现在谈判最核心的是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和废的问题。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京都议定书之死”，当然这通常是媒体的表达方式。

　　现在的谈判是双轨制。一轨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国家，他们需要继续推进减排承诺；另外一轨是联合国气候公约下的谈判。谈判的焦点就跟双轨制有关，特别是“伞形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等国已经在坎昆会议上提出来，它们不再延续京都议定书。而不再延续的意思就是要并轨了，要把两轨并成一轨来谈；但是这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的。

　　所以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重大。比方说对于中国、印度此类“基础四国”来讲，如果没有京都议定书，最大的后果可能是谈判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如果没有京都议定书的话，也就无法有效体现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德班会议中，资金问题、谈判成果的法律形式、峰值的问题等都是很关键的，但最核心的仍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废。

　　谈判低于我们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让它彻底崩盘

　　张海滨：德班会议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即达成2012后全面的、平衡的、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这种可能性从目前来谈应该是很小。

　　第二种是谈判形成比较松散的国际气候协议。哥本哈根会议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做出了国内的减排承诺。所以我们锁定已有的承诺，并在这个基础之上达成一个协议。这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比较松散的协议。第二种假设在德班会议上的可能性，比第一种可能性要大。

　　第三种假设则是德班谈判一无所获。但这种可能性也小。因为就最近的巴拿马会议而言，在资金、适应、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都取得一些局部的、有限的进展。

　　无论哪一种假设，肯定都会有激烈地较量和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表达鲜明的立场。但从现有谈判的内外形势来看，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2012马上就到了，如果没有成型的协议的话，就会形成空档。而根据坎昆协议是不能出现这个空档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涉及到过渡期的问题。

　　有一种可能性，将京都议定书做一个延长，使之形成一个过渡期。这样的话，保证新的气候制度和协议与现有的制度做无缝连接。至于这个过渡期是多长时间，用什么方式，则需要在德班协议里面明确。如此还能够使国际气候的谈判保持在轨道上，而底线是不能让它脱轨了。

　　不能让它彻底的破裂，不能让它脱离轨道。进程慢一点，或者低于我们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让它彻底崩盘。

　　气候谈判是大家公认的在冷战结束以后最重要的国际多边谈判。如果这个谈判失败，或者是崩盘的话，就意味着大家会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全输的解决方式。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如果这一天发生将是人类的悲哀，最后大家都同归于尽。我想目前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领导人的智慧还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

　　再往大一点说，气候变化自身的复杂性、综合性远远超过其他世界性议题。所以它对世界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有理由来质疑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国际组织现存的多边谈判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我们的世界将会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结果是灾难性的。

　　如何看待“坎昆会议，没有拯救气候谈判，但拯救了联合国”的说法

　　张海滨：这种说法，如果是放在媒体上，我不反对。但是严格从政策角度和学术角度，我对这个说法是很保留的。

　　我举个例子。2003年美国绕过安理会对伊拉克进行攻击，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关注和忧虑。甚至当时秘书长都讲，这种单边主义盛行会导致世界战略力量的失衡，从而对世界安全局势构成威胁。当时很多人就说联合国死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八年过去了，联合国还没死，为什么呢？气候变化谈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可能对联合国的声誉有影响，但不至于对联合国的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

　　此外，我们现在都集中在谈判内，观察的都是具体的结果；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谈判外。看二十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历程，你会发现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进程。

　　回望20年的谈判，其实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了，比如建设低碳社会、低碳校园、低碳社区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150多个国家所做的国内减排承诺，这些理念的变化从何而来？它是是随着谈判的进程展开的。

　　长远来看，谈判的价值是巨大的，不能因一时的谈判受挫就丧失信心。我们必须客观看到，在联合国框架内主导的谈判进程，它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所以目前来讲，联合国的多边谈判机制虽然不完美，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机制替代。

　　实事求是的办法就是两条。第一条是积极地通过多边的区域谈判(如G20)，尽量多的通过各种场合去促成共识的达成。第二就是针对内部主要的谈判方，增强共同合作这样的政治意愿；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国富有特殊的责任。

　　现在国际社会对待气候谈判普遍比较务实

　　张海滨：中国有句古话，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国际社会对待气候谈判普遍比较务实，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当下的国际环境和形势有很重大的关系。金融危机2008开始爆发，各国对其的承受能力不一样。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比较小，美国初期受到的影响很大，现在逐步的恢复。

　　欧盟恰恰相反。开始的影响并不大，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它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主权债务危机是欧盟面对冷战以后最大的一个危机和挑战。为什么强调欧盟？因为欧盟在整个谈判的进程里面扮演了“准领导”的角色，它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在积极的推动谈判进程。

　　在谈判领域走在前沿的就是欧盟，但现在它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领导能力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我说在坎昆的时候，有点群龙无首的味道，现在的这种色彩就更浓了。没有领导的会议，一般来讲是很难达成实质性的会议成果。

　　如果说中美欧是这个谈判的三大关键方的话，我主张中美要合作、中欧要合作，美欧也应该合作。这里面不应该是对立——比方说中欧连锁来制衡、孤立美国，或者中美联手来制衡欧盟——我都不太认同。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模式，还是中美、中欧、美欧来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边谈判。

　　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在国内的立法上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气候谈判从一个长的时段来讲，美国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它会影响到这个谈判的进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它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有所为还是无所作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决定谈判的走向。

　　在美国现在无所作为，或者少有作为的情况下，我们探讨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和欧盟能不能联手推动这个谈判的进程。等到时机成熟、等到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等到美国的观念发生变化，再逐渐把美国纳入到这个进程来。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谈判最主要来自于国内需求

　　张海滨：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国推进节能减排不是为了应对国际的压力，而是真的来自国内的需求。

　　“十二五”之后，我们专门有一段讲气候变化，这个也是过去的五年计划里面没有的。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应对气候变化，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它是不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化之中。 “十二五”我们把它列进去，其中包含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亮点。

　　第一个就是政策。不久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里提到，2015年把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降17%。这是我们“十二五”规划里面制定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这个指标目标已经分到各个省，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称道的。

　　第二个亮点是立法。大家都知道依法治国，我们也要依法治理气候、依法应对气候变化。最新材料显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调研工作，开始进入起草的阶段。

　　第三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五省八市的试点。这是中国的特色，先试点再推广。最新的材料也在有序的推进，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试点，在天津、大连、上海、北京都在有序地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