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数省份近年都实施了调水工程。各受水城市在享受调水红利的同时，环境生态也在付出沉重代价。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宫靖 崔筝

　　一项预计耗资达200亿元的大型调水工程——千岛湖引水工程，近期引发热议。

　　这项计划于“十二五”期间动工的工程，是指将淳安县(杭州下辖)境内千岛湖的水，在新安江主流之外开挖隧洞，跨越桐庐、富阳，引至杭州闲林地区。

　　调水在中国已不是稀罕事。近几十年间，中国大多数省份实施了跨流域调水工程。北方的海河、黄河、辽河流域诸省、市、自治区调水已是常态，甚至理论上并不缺水的长江、珠江流域各省市，近年也纷纷加入跨流域调水行列。此项千岛湖引水工程，就发生在有江南水乡和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市，因此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调水工程之密集、调水量之巨，世所罕见。

　　这些耗资动辄百亿的调水工程，固然为GDP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密集调水、大规模调水引发的负效应却被人为忽略。当下海河流域众多河流断流、污染严重，黄河入海水量不及上世纪50年代的一半，都与众多调水工程密切相关。

　　近年来，发达国家已对跨流域调水进行种种反思，但在中国，各地调水饥渴症已然走火入魔。更多、更大调水工程，还在酝酿中。

　　举国大调水

　　千岛湖引水工程不是没有理由。杭州饮用水源单一，80%以上来自钱塘江。近年来沿江地区工业污染加重，一旦钱塘江发生恶性污染事件，800多万杭州居民饮水安全堪忧。事实上，被称为江南水乡的江苏、浙江两省，近年已实施多起大型调水工程，主要用于解决各大中型城市的居民饮用水。

　　珠三角是中国雨量最为充沛的地区，也已加入调水行列。广东省“十二五”期间，将投资约236亿元实施“西水东调”工程，从西江取水解珠三角东岸之渴。工程输水管线95公里，年调水量约20.7亿立方米。调来的水惠及广州、东莞和深圳的1900万人口。

　　广东调水也不乏原因。多年来东江供养深圳、惠州、河源、香港和广州东部地区饮用水，但目前东江水资源利用率已达到35.3%，超过国际上公认的30%的上限。

　　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守着滇池的昆明市，近十年间也在计划上马滇中调水。2003年就提出的滇中调水，指从金沙江引水至丽江、大理、昆明、玉溪六个州市的30个县区。该项工程输水干渠近900公里，计划年调水34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达629亿元。

　　由于不少水利界高层人士和专家认为云南并不缺水，该工程一直被拖延。但2009年、2010年中国西南大旱，该省再次力推调水方案，理由是云南总体水多，但水量分布不均，滇中地区较为缺水。

　　在中国北方，调水近几十年间已上演数轮。目前，黄河流域十余省市区早已能调尽调，东北三省和海河流域的京津冀地区也大体相仿。财新《新世纪》记者粗略统计发现，目前至少有数十个调水工程还在修建或前期工作之中。

　　调水连环计

　　中国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全球调水第一国？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认为，中国几十年间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主要原因。

　　“中国几十年间增加了七八亿人口，又史无前例地快速涌向城市，城市工业还在超速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没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了。”程晓陶说。

　　如此情形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水不够用是必然的。这些城市首先想到占用农用水，然后是超采地下水；再然后，调水就开始了。

　　原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现长江论坛秘书长翁立达认为，中国的调水简直就是一个“连环计”：海河水调光，就调黄河；黄河水调没了，就调长江。一项大型调水，往往会引发相关各地实施连环调水。“这样调个不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出现缺水的城市是北京。为了应对人口和工业发展，北京于1951年和1958年先后在永定河、潮白河上分别修建了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早至20多年前，官厅水库基本无水可引；早至十多年前，密云水库只能供京城三分之一的用水量。为了弥补短缺，北京只能靠超采地下水。至今北京地下水位已下降数十米之多。为了保证北京用水，还限制河北省取用官、密两库水。最近十年左右，河北多次从其省内水库调水支援京城。近几年，北京还直接筹划“引黄济京”工程。

　　北方另一特大城市天津也经历了类似过程。1983年，中国修建标志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滦河济津工程，每年从滦河引水8.1亿立方米水供天津、唐山市民饮用。近十余年，滦河水也不能满足天津，于是又在山东境内修建“引黄济津”工程。

　　当海河流域的北京、天津将调水之手伸向黄河的时候，沿黄各省众多大中城市，也开始向黄河要水。黄河之源青海省，近年正在实施一号水利工程“引大入湟”，这是黄河两条支流间的调水；在内蒙古，在近年实施的引黄入呼(呼和浩特)之外，鄂尔多斯和包头等地从黄河调水频频。

　　陕西省多年来一直力推陕北引黄计划，山西更是建设了工程量仅次于三峡、小浪底水库的引黄入晋工程。目前，两省还计划从即将兴建的古贤水库，每年各引黄河水近15亿立方米。河南、河北、山东等沿黄省份，近年也实施了规模不同的引黄工程。

　　多方调水之下，黄河早已不堪重负。现实证明，黄河养活不了中国北方几十年间兴起的数十个大城市。中国政府又将目光投向了长江。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近十余年，引长江之水接济黄河已成为水利界主流思路。突出表现是中国调水的巅峰之作——南水北调中线、东线的上马，引长江水入黄、淮、海流域。

　　南水北调工程还引发了一系列连环调水。陕西省因为未从国家南水北调受益，开始实施自己的“南水北调”，即将长江支流汉江水，通过秦岭隧洞，引向黄河支流渭河，最终向西安等城市供水。湖北省担心未来汉江水少，实施了引江济汉工程，还计划实施引江补汉工程等。

　　奢侈的调水

　　众多的调水工程，耗资少则十余亿，多则数十亿、数百亿。南水北调工程总投资就达数千亿。“中国的不少调水工程，基本上是不惜成本，不计代价。”一位水利专家说。

　　更有学者评价，中国调水不讲经济逻辑，调水工程主要由国家和受水省、市各级财政投入，最值钱的水资源则基本上或近似于无偿取用，受水区城市及其居民不需要向提供水的地方政府和居民付费。理论上，调水会让调水区生态受到损害，但中国的调水甚至连生态补偿费用都不需要支付。

　　如此格局下，对于各大城市来说只要能争取到调水工程立项，调水基本上等同于“不调白不调”。显然，这是各地调水风起云涌的根源之一。

　　然而，不计水资源费和生态补偿款“白调”来的水，在现实中屡屡出现受水城市和居民用不起的“怪事”。

　　2003年10月，耗时十年、总投资103亿元的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入晋一期工程通水。其时，太原市计划年调3.2亿立方米黄河水，呼延水厂设计供水能力达每日80万立方米。但时至今日，呼延水厂向太原市日供水仅为24万立方米。

　　太原水务人员向新华社记者诉苦称，经过多次提升引来的黄河水，每立方米成本价已超过5元，再经水厂处理送到用户家中，仅成本价就在每立方米8元左右。这一水价远远超出不到3元的综合水价。黄河水成了“天价水”。

　　最终，太原的调水单位层层亏损，以每立方米2.5元的价格卖给居民。

　　至2008年年底，黄河供水公司累计亏损1.27亿元；2009年亏损9000余万元。至今，太原仍未用足黄河调水指标。大量调来的黄河水在太原市内河道流淌，因为处理越多亏损越多。

　　不只是太原遇到了这种情况，随着引黄入晋二期工程的建成，山西北部的朔州、大同等城市也面临同样问题。 内蒙古引黄入呼、山东引黄济青两项工程，亦如是。

　　“外调水当然不是‘不调白不调’，如果算上工程投入、水资源取用费以及生态补偿费，外调水每立方米十几元属于正常现象。不少受水城市和居民根本用不起。所以说跨流域调水是名符其实的‘天价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说。

　　调水负效应

　　经过几十年密集调水，在中国各受水城市享受调水红利的同时，环境生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际环保界一般认为，人类对一条河流天然水量利用率超过30%，就会对河流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以此标准，海河流域之永定河、潮白河、滦河等，因供应京、津等城市，被“吃光用尽”，水库以下河道要么干涸，要么污水流淌，生态系统早已无从谈起。

　　黄河流域的众多灌溉调水及饮用水调水，让黄河水在近十年平均年入海量不足200亿立方米。以总水量计，黄河水被沿岸居民用去70%以上。由于黄河入海水量持续减少，从上世纪50年代的500多亿立方米减至如今不足200亿立方米，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严重失调。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为67，而渤海湾底部、莱州湾底部、辽宁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达200以上。一般认为，氮磷比超过50，会造成生态恶化。昔日渤海为海上渔场，今日已基本没什么渔获量了，大批海洋生物灭绝。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均未正式通水，暂时还不能观察到长江初步调水后的负效应。但对作为中线源头的汉江，多名学者指出，中线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位下降严重，水污染将加重，水生鱼类可能大幅减少。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南水北调后或将导致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上海市显然也有如此担忧，近年已兴建青草沙水库，防备海水入侵。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负责淡水项目的官员朱春全认为，要真正解决区域水资源的供给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当地水资源保护。大范围调水必然改变河流的水流，会改变生物多样性、河流的连通性和水文过程等。

　　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对于跨流域调水已越来越慎重。多个调水工程引发严重生态问题，如俄罗斯北水南调工程，虽然其取水量并不大，但学者怀疑它导致喀拉海的水温、积水等变化，造成极地冰盖扩展、增厚，春季解冻时间推迟。西伯利亚大片森林遭破坏，风速加大等，也被怀疑与此相关。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淡水项目主任杰米·皮托克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将一条河的水注入另一条缺水的河，这种做法越来越流行。但想靠调水一劳永逸地解决水短缺问题，只是“管道幻梦”。

　　有水利专家认为，除有些城市确实严重缺水外，不少地方政府将调水当成灵丹妙药，水不够用不去节水，而是首先设法调水；水污染后不去治污，也想着调水。“调水成了万能钥匙，水调来了，就可以继续粗放的发展模式。”

　　受水区城市居民也并未养成节水意识，法律约束不足，以及市场水价过低，都让居民对调来之水没有珍惜感。“北方城市的居民和企业像南方一样浪费水。中国最缺水的城市北京，市长总感觉没水用，但居民从来没尝过缺水的滋味。”上述水利专家说。

　　程晓陶认为，调水是解决现阶段城市供水短缺的手段之一，但是应该特别慎重应用，不能是盲目的、没有节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