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成都预警中心，王暾在介绍这套“救命”的系统。 （南方周末记者 鲍小东/图）

　　地震预警不是预报，它是与地震横波赛跑的系统，为地上的人争取数秒的逃生时间。

　　一个海归博士后，一个民间研究所，五百多个体验者以身试震，65次预警弹无虚发，是否可以创造中国地震预警的奇迹？

　　数月来，萦绕在章旭玲脑际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汶川大地震前就有了地震预警系统，那会减少多少遇难者？

　　她是四川都江堰市防震减灾局工作人员。汶川地震救援时，她发现不少遇难者被压死在一楼，与安全地带仅一步之遥，“哪怕能提前几秒钟预警，他们都不会死”。

　　自2011年9月份以来，章旭玲等五百多个人和学校成为一家民间研究机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以下简称减灾所)研制的地震预警系统的体验者，他们至今共收到65次预警播报，减灾所宣称无一次预警“误触发”。体验者们认为，这一预警系统可在数秒内让很多人跨出死亡。

　　39秒的逃生时间

　　2012年2月18日，正坐在成都一家茶馆的李岩(化名)先后接到两条手机信息：前一条是减灾所发出的预警信息，显示20时9秒平武发生2.8级地震，横波还有39秒达到成都。

　　第二条信息来自四川地震台网，内容与第一条相似，但比减灾所滞后一分钟，当时地震已经结束了。两者不同之处是，四川地震台网是在地震完全结束后的快速测定，而减灾所的信息是提前预警。

　　地震纵波和横波速度不同，纵波速度快，破坏性很小，如同“善”的化身，它要赶在破坏性强的横波到达前，将地震信息“报告”给地上的人。预警系统就是接纳“善意”的设备。

　　自2009年以来，减灾所在汶川地震两万平方公里的余震区布置了102个预警仪，每个预警仪相隔约15公里。密度远大于全国地震台密度。

　　当纵波发生时，102个预警仪的数据传到位于成都的预警中心综合分析后，预警中心再将地震信息发布给终端——安装了接收软件的电脑、手机等，发出警报。完成这一切仅需5－7秒。

　　这整套预警系统都是减灾所自己研制的。体验者们大多认为这套系统确能提前预警。出于工作习惯和好奇，章旭玲几乎每次收到预警信息后都要与地震局之后公布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只要震中不在她所在的都江堰，一般都能提前十几秒钟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

　　四川省江油市双河中学是全国第一个安装该预警系统的学校，2011年12月6日晚10点，师生们已就寝，突然警报声响起，提示36秒后地震到达。就在晚10点03秒，汶川发生了3.8级地震。师生们迅速撤离住宿点，男生们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上。

　　这被称为地震预警系统在中国学校应用的标志性事件。

　　官方滞后，民间发力

　　地震预警的价值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中得到充分体现：电视、广播和移动通信终端均提前预警，部分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一些工厂关闭机器，在距离震中370公里的东京地区，民众接到预警信息的时间比主震来临早10秒。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会忠认为，如汶川地震当时有预警系统，北川、青川、都江堰等地会大量减少遇难者。

　　汶川地震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38岁的王暾是其中之一。

　　2008年，王暾在奥地利科学院攻读理论物理博士后，他想当一名大学教授。汶川地震当天，他开始搜索地震预警的信息，发现地震预警只在日本等少数国家应用，美国、墨西哥、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研究或小范围的应用中。

　　而中国直到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才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由福建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军牵头，分别在福建和北京、兰州等地开展地震预警和烈度速报研究，但这两个示范网都没有正式运转。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2010年，中国地震局曾申报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建议书》，申请经费35.79亿，但国家发改委还未评审。

　　“5·12”后，王暾就决定回国进行预警系统的研究。他立即打电话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华人朋友，得到300万元的资助。“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的全面应用到2008年5月份时还不到一年时间，技术未必成熟，其次我们即使有钱购买，也未必能买到核心技术。”王暾说。

　　他要自己研制预警系统。

　　大震测不准？震中是盲区？

　　“不管烈度(速报)还是预警系统都是复杂系统，你们要准备(迎接)来自各方面的非议。”2012年春节第一天，陈会忠给王暾发了这条短信。陈也是该系统的体验者。

　　就在前一天晚上，陈会忠等体验者都接收到“青川多镇地震烈度最高7.4度”的烈度信息。陈凭经验立即判断这是误报。事实上，当时确未地震，误报是由烟花爆竹触发的。

　　对此，王暾解释称，误报的仅是烈度，并未同时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这恰恰说明我们的预警系统具有很好的抑制异常震动的能力”。

　　尽管如此，系统必然面对多方面的检验。

　　章旭玲发现，预警的震级有时会出现偏差，最多达0.8－0.9级。陈会忠认为，实验成功率“还是比较高”，但对大震的预警不准。而震级是决定采取何种防护措施的重要标准。

　　“他们(减灾所)测的都是小震，经历的四五级地震只有几次，而他们恰恰把青川5.4级的地震处理成三四级的小地震，把彭州的4.8级地震处理成了4级地震。这说明他们积累了很多二三级小震的预警经验，其预警分析的模型还不够丰富，未必适用于大震。”陈说。

　　王暾认同陈的说法，“但预警就是抢时间，仅根据前几秒的波形进行测算，故难免偏差，日本亦然”。

　　减灾所的预警系统最早采用他人已发表的模型，后来重新自己研发。王暾称，他所研制的新的震级计算方式得出的震级偏差都仅为正负0.5级，“对于避震减灾而言，这个程度的偏差已经够用了”。

　　新的震级计算方式在2012年春节后安装完成，前文所述的平武地震便是第一次测算，与地震局公布的震级完全吻合。但仍有待真正大震的检验。

　　陈会忠还提出，即使地震局最好的监测系统，最快也在地震发生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后才能测出震中。预警系统虽然较为准确地测定震中，但对于震中二三十公里范围的居民逃生并无价值，因横波几乎与预警同时到达。

　　“而这个区域恰是最需要预警的。”陈说。青川、都江堰都是汶川地震余震多发地区，青川县防震减灾局工作人员马正全、都江堰市防震减灾局章旭玲均发现，如果震中恰好在青川、都江堰，则预警信息刚到，地面就开始震动了。马正全认为，在震中，预警系统至少便于地方政府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王暾更认为，即使在震中，预警系统也能起到预警作用，即纵波到来时，系统开始报警，2－3秒后横波才到达，这意味着，即使在震中，人们仍有两三秒钟可以躲避横波，尤可减少人们判断这是不是地震的时间。

　　王暾承认预警系统仍有不完善之处，“但应该一边应用一边完善”。2011年，该系统已被美国一家公司采购应用于海地的震后重建中；2012年2月29日，成都市高新区西区的4所学校正式启用这套预警系统，这是地震预警技术首次在我国成片运用于学校防震能力建设。

　　敲得响的警钟，迈不动的腿

　　日本的经验说明地震预警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但在中国，地震预警应用标准和制度，甚至演练尤其缺乏。因此即使汶川大地震震区的人们，在震后得到了更多的地震教育，却不能准确地根据不同的地震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

　　20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家住六楼的体验者何曾建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手机提醒20秒后将有5级地震，他立即关掉电视电源，打开防盗门，坐下来“傻傻地”等待。20秒后，地震来了，他紧紧盯着楼顶原有的裂缝，随时准备以演练时的十几秒的速度跑到1楼，但妻子正抱着9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8级大地震都经历了，余震太多了，都疲劳了。”何说。

　　应用标准和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了减灾所研制的预警系统的广泛应用。如双河中学担心预警撤离会带来安全事故，因此在2011年12月6日关闭了该系统。“我们现在还在思考要不要再开启系统。”教导主任郭天茂表达了校方的犹豫。

　　青川县防震减灾局计划依靠减灾所的技术建立预警网络。“但即使建成了，也只会为政府决策做依据。如果法律上没有免责规定，我们也不敢面向社会，如果出现误报、漏报带来损失，谁负责呢？”马正全说。

　　陈会忠对日本地震预警颇有研究。他称，日本在正式使用预警系统时，首先通过了免责法案，如果出现误报等问题，可以不追究预警部门的责任。日本政府还投资了建设预警台网，通过立法，要求高铁、核电站、全国所有中小学等领域强制安装。

　　在中国，这些工作同样只有政府才能完成。作为一家仅有32名工作人员的民间研究机构，减灾所目前仅针对学校制定了简单的避险策略。至少在目前，他们难以获得更多机构的支持。2011年，减灾所曾和云南省地震局联合开展一项关于地震预警时如何自动关闭燃气阀门的试验，在经过多次协调后，燃气公司才勉强同意利用云南省地震局食堂的燃气管道进行试验。

　　“汶川大地震的余震资源是研究预警技术最好的试验田，如果抓不住它，就太可惜了。”王暾认为国家当在汶川大地震余震尚且频繁时多做相应的研究，以免下一个大地震来临时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