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曹俊

　　困扰越来越多城市的垃圾围城和垃圾围镇的现象怎么遏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记者听到不少呼吁和建议。

　　民革中央今年的提案关注城市生活垃圾。数据显示，我国县级以上城市有3200多个，城市居民人口6.9亿，如按每人年产垃圾440公斤计算，城市生活垃圾每年约3亿吨。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影响居住区环境质量有顾虑，垃圾焚烧厂建设步伐缓慢，造成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无垃圾填埋场可选。

　　也有委员将视线投向了中小城镇和乡村。全国政协委员宋镇豪今年的提案关注的就是“垃圾围镇”。“我走过的一些中小城镇周边和乡村，沟沟坎坎、房前屋后、池塘溪边，生活垃圾、废塑料、破破烂烂无序倾倒，不堪入目。”

　　法制完善：为商品包装立法

　　民革中央给出的第一条意见为，应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的有关内容形成法律、法规，出台配套制度，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对高危垃圾处理进行重点监管，特别是关注医疗垃圾、化工废料、电子类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加大对垃圾违规处理的处罚力度。

　　民革中央还建议减少过度包装。据统计，我国大中城市的包装废弃物约占城市生活垃圾总质量的30%和总体积的50%，包装废弃物处置占用了大量的填埋用地。以衬衫包装为例，8亿件盒装衬衫要用纸24万吨，相当于砍伐168万棵大树。

　　对此，农工党中央也带来了相关提案。他们在提案中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尽快制定出台商品包装法和相关条例；实行“谁包装，谁回收”的商品包装责任制，生产和商贸企业应主动回收商品包装或承担包装废弃物处理处置的费用；制定鼓励政策引导可循环使用和可降解包装的研发和生产。特定行业应研究制定包装物的循环使用次数标准，严格禁止不可循环使用或者不能达到特定再循环比例的包装材料。

　　垃圾分类：可引入连锁企业

　　“我建议加强开展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回收试点工作。”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说，“建议各地成立以各地政府副职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协调小组，政府带头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和示范点。

　　民革中央建议，要完善垃圾分类的激励机制，免费发放简便易用、分类细致的家庭垃圾回收装置(不只是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两种垃圾桶)，对可利用垃圾付费回购，不可利用垃圾收费回收，对电子垃圾、电池等高危垃圾建议付费回购，以减少随意丢弃的危害。同时，尽量将垃圾的投放与运输环节相衔接，做好清运对接，完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产业链。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教授石英也给出了建议，可以引入连锁企业，解决垃圾搜集地域覆盖广、分类后转运难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做得好，可以考虑把一些垃圾免费送给它们，甚至政府可以提供补贴，促进垃圾的分类回收。”在石英看来，引入社会化资本进行市场运营，将是我国建立长效、高效的资源回收模式的最终渠道。

　　乡镇推进：启动垃圾围场调查

　　“垃圾回收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城市农村同步开展试点。”骆沙鸣说。

　　而对于“垃圾围镇”的现象，宋镇豪有不少建议。“首先，要全面启动全国中小城镇和乡村垃圾围场调查，如实透明评估环境风险问题，进行对策研究，杜绝好高骛远和空洞说教，脚踏实地，制定长、中、近期治理目标与规划，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良策，真正遏制住环境恶化态势，使之向环境治理良性改善转化。”

　　“要树立城镇化过程中环境保护优先机制。普遍在中小城镇或乡村设立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应推广和坚持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及垃圾后处理的完整链，有条件的乡村都应有小型生活垃圾焚化炉。”宋镇豪说，“也可以推行全国中小城镇和乡村净化环境试点，以典型带动一片。”

　　“还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城镇社区环境保护的管控与奖惩机制，配套制定有利于中小城镇和乡村内里及周边环境卫生洁净的村(镇、乡)规民约，也可以建立中小城镇与乡村环境保护监管员制度。”

　　电子垃圾：缺乏责任主体和回收制度

　　电子垃圾成为民进中央关注的话题，特别提出强污染日常生活用品回收问题，即电池、手机、节能灯等含有重金属的生活垃圾。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消费电池80亿只，节能灯大约为30亿只，民进中央提出，目前，我国对强污染生活用品的回收还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缺乏责任主体，产销和回收分离。第二，缺乏科学有效的回收制度。居民将这些垃圾分类后，没有相应的机构专门接受这些强污染生活垃圾，不少人将其与一般垃圾混合，而垃圾处理机构又没有进行分拣，造成回收无门的尴尬局面。

　　“可以以居民小区为基本单位，设立回收点，按一定周期(周、旬、半月)汇集到社区，环保部门按月到社区接收。同时实施以旧换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民进中央委员表示。

　　“在德国等国家，便利店、商店都可以回收废电池。”全国政协委员毛蕴诗介绍说，“我国也可以采取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建立废旧手机回收机制，建立生产商－运营商与市政两种常态回收模式。”据介绍，在2011年我国正式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还没有涉及手机和电池。

　　而对于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这位委员建议，已经建立起旧电池等强污染生活用品处理设施的地区，以负责处理的企业为责任主体负责回收；未建立处理设施的地区，应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明确生产商、销售商的责任。

　　此外，民进中央建议为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安排专项资金，特别是对实施以旧换新工程进行补贴。征收适当的“防污染税”，用于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处理企业补贴，也可用于以旧换新工程补贴。

　　餐厨垃圾：要在政策上强制正规回收

　　我国一天产生餐厨垃圾约3000万吨，其中相当比例被用来喂猪，还有一些废弃油脂成了非法炼制“地沟油”的原料。餐厨垃圾也成为今年“两会”不少委员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和韩圣浩都提出了建议。

　　“在‘地沟油’小作坊层出不穷、垃圾猪饲养场屡禁不止的情况下，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是从源头上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韩圣浩说，事实上，餐饮垃圾无害化处理后，可以生产出高蛋白饲料和生物柴油。“有专家算过一笔账：生产生物柴油每吨的保守利润是1500~2000元，而每5000万吨餐厨垃圾，就能生产出相当于1250万吨的优质饲料，每吨售价为4000~5000元。”

　　针对当前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叫好不叫座”的现状，韩圣浩分析说，一是利益驱动，很多餐饮企业更愿意卖给不规范的小作坊，可以借此收入数万元。这样导致餐厨垃圾处理厂“吃不饱“，投资者望而却步。二是对于不按规定处置餐厨垃圾的企业或单位处罚极少。

　　如何尽快建立利国利民的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利用产业体系？“应预防为主，源头切断，在餐饮单位申请开业前，必须提供已签约正规回收公司的合同书主本，并定期将回收公司付给餐馆等的收据资料检查登记备案。”骆沙鸣说。

　　韩圣浩与骆沙鸣持相同观点，“一定要在政策上强制。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垃圾集中处理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