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治理PM2.5不力的争论依然在延续时，一支“特种部队”已在悄然起航。它是灰霾治理的关键科研战队，不过，它也可能成为昂贵的中国式“花瓶”。"每天夜里，在这座砍光了树的小山坡上，每隔半小时就有一束绿光垂直射向天空，持续15分钟，似乎在夜空里探索什么。

　　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的村民颇为好奇。2011年5月以来，这里一直在施工。旁边的避暑山庄抓紧时间做最后几个月的生意，他们将可能因为厨房的油烟影响这栋房子而被迫停业。

　　2012年1月，一栋四层楼房拔地而起，楼顶也随之竖起十多个杆子，除了避雷针之外，其余都顶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件——有的像餐碟，有的像水龙头，有的像淋浴头。

　　“广东省大气超级监测站”，当这十个大字贴在楼顶时，这座神秘房子的身份终昭示天下，但这反而加重了人们的好奇心，什么是超级站？

　　奥运限行背后的“医生”

　　对于一个北京人而言，奥运期间，他被要求单双号限行，不准装修房子，这些政策都和超级站对PM2.5的监测有关。

　　2006－2008年，旨在保障奥运空气质量的CARE－Beijing大型研究项目实施。研究团队追踪了华北五省市的大气污染，PM2.5是主要研究对象。

　　21个国内外科研机构，两百余人参与，这俨然是一场战斗：水平方向上，有固定的超级站、流动的监测车；垂直方向上，有铁塔、气艇、激光雷达、飞机和卫星。“超级站的监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参与该项目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邵敏教授说。

　　PM2.5的成分最终被解剖，来源被查明。此次研究发现机动车和刷油漆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对PM2.5的贡献很大，所以有了限行和装修停止的政策建议。

　　普通的监测站点只能监测几种污染物，但是超级站装备了全球最先进的仪器，监测项目甚至上百。它是监测网络中的“航空母舰”，在其它监测站护航下，它可以精准地梳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从而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超级站的发展史也是大气污染的监测史。“我们不断加指标，一直加，一直追，发现现有的监测网络落后于污染发展态势，远不能满足需求。我们需要一个前瞻性的超级站作为引领。”邵敏说。

　　在美国和欧洲等地，为了长期研究一个地区大气污染，设有长期定点监测的超级站。但是在我国，超级站更像是临时的高级移动实验室：某个研究项目中，仪器集中运来；结束后，仪器撤走，超级站随之消失。2004年北京大学在珠三角观测时，一部分仪器临时从德国航运过来，漂洋过海一个多月。

　　21世纪以来，这些“临时”超级站对于“中国特色”的复合型污染开展了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研究发现，遭受“复合型污染”的大气病得不轻，像是得了综合征。大气中有多种污染物，污染物之间还互相转换。如果不摸清，盲目地治疗一个症状可能加重另一种症状——减少某种污染物可能会导致另一种污染物浓度升高。

　　幸运的是，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的举办加快了我国诊断大气的进程。

　　据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硏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和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王新明教授介绍，在世博会和亚运前期，他们的监测均发现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颗粒物及其传输是城市中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于是提出控制江浙和广佛地区减少秸秆燃烧的政策建议。

　　赛事结束后，超级站战队随之解散，但对于复合污染这种慢性病，若要长期疗效，对症下药，急需一个固定的超级站作为医生长期诊断。作为一个长久性的超级站，鹤山超级站因此诞生。

　　国际范儿的“农村”超级站鹤山超级站虽然建在农村，但很有国际范儿：近两百种监测指标的数量在国际上领先，PM2.5只是小儿科。选址耗时两年，并通过了国际专家的论证，投资约3000万元，将配置约30台(套)国内最先进的大气监测仪器。

　　“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建站理念和技术路线的超级站，可作为长期性综合观测平台和科学研究基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称。这也意味着，与临时超级站不同，鹤山超级站将长期诊断珠三角的大气病症。

　　超级站最终定在这个距离广州50公里、佛山30公里的小山头上。这里位于广佛下风向，广州和佛山产生的污染物随风飘散，这个距离能很好地研究大气中发生的二次污染过程——主要通过监测PM2.5和臭氧来反映。

　　超级站掩映在树林里，这里几乎没有污染排放，在这个本底较为清洁的环境下，超级站记录的各类污染物的浓度，就是为探明自己是如何“无辜”地受到二次污染影响。

　　超级站内部装修尚未完善，不过在四楼，国内外几乎所有品牌的PM2.5监测仪已经在辛劳工作了，包括美国大使馆使用的型号。通过仪器的比对实验，研究人员可以选出最适合南方高湿气候的PM2.5监测仪器和方法。

　　污染物变成PM2.5是逐渐长大的过程。一辆广州的汽车排放了两类污染物，0.1纳米大小的气体和100纳米大小的颗粒物。在飘往鹤山方向的过程中，在臭氧和光照作用下，污染物之间相互反应、碰撞，逐渐长大成接近1000纳米的颗粒物，成为二次污染物，这就是PM1，是PM2.5(小于和等于粒径 2.5微米)家族的重要部分。在鹤山超级站，它们被仪器捕捉到，变为电脑上的读数。

　　这只是PM2.5的简史，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从3纳米到20微米，超级站的仪器可以将PM2.5的家族按大小个儿排序，挨个测量“身高”和“体重”。除了记录个头，超级站还要记录成分，如近年来已逐渐引起重视的温室气体黑碳、重金属汞离子等。除了记录水平方向，垂直方向浓度也要监测，这就是那台发出绿光的激光雷达的作用。

　　PM2.5是大气病症的综合反映，需要重点整治。要治好PM2.5这种病，首先要探明病因——PM2.5来源于哪？这个源头既有机动车和燃煤的直接排放，也有化学反应。然后探明病理——不同的来源都作出了多大贡献？各种来源对PM2.5的贡献不是1＋1＝2。探明病因和病理后才能开药——按照怎样的比例控制不同污染物才能降低PM2.5。

　　这更多是研究人员的工作。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想知道明天的污染状况怎样，是不是要减少出行。如果超级站发现大气突然感冒了，它可以协助诊断污染过程和来源，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公众注意，并提出缓解措施和建议。“国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超级站主要负责人之一钟流举介绍。

　　超级站“跃进”隐忧“这是我们做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环境监测中心还是先监测PM2.5这些常规指标吧！”谈及超级站，庄国顺认为这并不是各地PM2.5监测的必须条件。

　　近半年来，不少地方准备上马超级站项目。西安、南京、合肥和浙江金华都提出要建设超级站。据广州市城市超级站副站长黄祖照介绍，全国并没有统一的超级站建设规划。

　　超级站里的仪器价格基本以“百万”为基数，用于实验的标准气体售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金，且需要从国外购买，有的三个月就需更换一次。王新明说中科院地化所也曾有过建设超级站的想法，但终因担心后期人力和资金维护跟不上而搁浅。

　　“没有科学目标，摆一些长枪短炮就算超级站了吗？”邵敏说。超级站的建设是好事，但不能成为昂贵的花瓶，这是北上广受访专家共同的隐忧。

　　中科院遥感所楼顶也有一个超级站，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鸟巢。奥运期间，来自五个研究所的仪器在此日夜工作，监测奥运场馆区的空气质量。如今，这里只有和卫星监测空气质量研究相关的光学仪器和一台借来的PM2.5监测仪，站长陈良富教授笑称远比不过鹤山超级站，“用卫星监测区域空气质量，可以弥补地面监测点数量有限的不足，其它的我也用不上，当时借仪器的想法就是不要浪费。”

　　对于各地建设超级站的浪潮，陈良富想起了类似的故事：遥感所楼顶上有一个接受美国卫星数据的雷达，这种接收站在全美国只有3个，但是光北京市就有11个，甚至在同一条路上的三个单位就有3个。

　　超级站要把科研结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同时也要评估政策的效果，接受民众的监督。虽然鹤山超级站已建成，但如何掌握区域性空气污染的病根，“开处方”，钟流举依然感受到巨大压力：“这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