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田达志孤寂的背景，他一直乐呵呵，很少露出对这片沙漠和种树的焦虑。（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增田达志（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日本人增田达志在呼和浩特白二爷沙坝种下树，树活了，但中国迷失的社会欲望却无法成全他的“生态平衡”乌托邦。"

　　2012年4月的一个周末，一个来自北京的志愿团队抵达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日本人增田达志像主人一般迎候多时。

　　在过去15年里，这个日本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日本大阪和位于和林格尔的白二爷治沙基地之间，累计治理沙漠七千多亩。

　　“我喜欢沙漠，但不得不亲手消灭它。”增田经常这么阐释自己的动机。不过，这位46岁的社会心理学博士似乎更想在这片异国的荒漠中，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国。

　　在高速飞奔的当代中国，这比种几棵树要难得多。

　　“苛刻”的日本人

　　从卫星地图上鸟瞰，距呼和浩特75公里的白二爷沙坝，总面积12万亩，就像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周边盘踞着几绺头发，头顶心依然袒露着大大小小的斑秃。当然，如果没人来种树，这里仍是流沙肆虐的“光头”。

　　1982年，当时的和林格尔县副县长带着120名治沙队员进军白二爷沙坝。15年后，增田达志也在这里扎根。

　　与能在沙漠中修路运水的国家级项目相比，增田采用的是“穷人旱植”的办法。他雇了数十个村民帮忙，形成一支民间治沙队。

　　这位身材不高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示范。他用铁锨拨去表面的干沙，深挖一个80公分左右的坑，再把沙柳条插好，盖上富含水分的湿沙并踩实。

　　在一位当地村民的印象中，日本人种树严谨得近乎刻板。当年她每种完一片树，就必须接受抽查——沙土的湿度够不够，树苗会不会轻易被拔出来？基于此，增田的治沙队每种10棵杨树，至少能活8棵。

　　“一个日本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治沙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有人调侃道。

　　1992年，26岁的增田达志加入远山正瑛——一位远赴中国治沙近十年的先驱组织的绿化协力队，来到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恩格贝。

　　“那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年纪。”增田回忆说，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不会说汉语，也不懂该怎么种树。

　　“但我喜欢沙漠绿化的工作，喜欢这里的人。”增田说。在恩格贝，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助手的当地人乔二。这对搭档从一开始就梦想着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治沙基地。有一天，他们从呼和浩特出发，骑着摩托车，灰头土脸地来到白二爷沙坝。增田觉得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沙地面积不大不小，本地人还都会种树。

　　在当地政府的见证下，1997年，增田与和林格尔县治沙站签订了协议。他分到的沙漠位于白二爷沙坝的腹地，那里当时连路都不通。此外，买麦秸、买树苗、雇人工、水、电、房租……所有经费都要自理。

　　最初几年，增田每年要在中国待七八个月，剩下的时间回日本打短工。他帮朋友盖过房子，在大街上卖过关东煮，直到凑够来年的治沙经费。

　　每当他从日本归来，老乡们总是亲切地问候：“回来啦？”

　　增田就一个劲儿地“哈伊哈伊(中文意为“是”)”。

　　乌托邦里的死循环

　　那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增田最终结束了在日本从事管理咨询的白领生涯。

　　如果只是为了种树，那么他的工作在最初几年就已完成。实际成活的杨树7万多棵，沙柳10万多棵，植草3000余亩。

　　“但这些只是沙漠绿化的第一步。”增田跪坐在沙地上，兴奋地阐释他的B计划——他试图在这片沙漠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体系，让食物、能源和经济在社区内实现循环。

　　在这个有着天葬传统的地方，沙漠曾被认为是人类回归自然的归途。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水、草、人、牛、羊”的共生关系早已不复存在。

　　增田试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重启人与自然的操作系统，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

　　——租100亩田地，尝试种植南瓜、土豆甚至日本人爱吃的牛蒡，以探索适合当地气候的农产品。

　　——帮附近的牧民挖沼气池，引进太阳能产品，利用风能发电。

　　——从老家引进享誉世界的神户肉牛，用原生态的方式放养，在呼和浩特乃至北京、东京建立销售网络。

　　增田随手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三角形——牧民利用绿地养牛，牛产生经济效益，钱和牛粪回馈这个沙漠。

　　他的宏伟计划一度往前迈了一小步。增田认定，本地人的参与能从根本上防止再度沙漠化。几年前，增田的治沙基地与邻近的两个村子签订协议，由此达成的第一项决议也是个三角形——村民帮忙修剪杨树的枝条；树叶拿去喂羊；杨树会长得更快更高。

　　然而事实是，村民们从未修剪过枝条。如果有外来的志愿者这么做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羊赶来，吃掉树叶，再把枝条搬回去烧火。正如他们每天在这片沙漠里放羊，却从不遵照协议在裸露的沙丘上补种些草。

　　“增田总是不理解，但我理解。”助手乔二说，“如果得不到利益，没有人会和你想法一致。”

　　失落的世界

　　“日本人的想法挺好，可我没时间。”50岁的高秀女有些抱憾地说。

　　过去，她们一家都参加了增田的植树工作。但从她的描述来看，那仅仅是一种雇佣关系。似乎除了村子不再饱受风沙之苦，这个远道来治沙的日本朋友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

　　这个以“32号”为名的村子地处白二爷沙坝的边缘地带，过去有20多户人，如今只剩下10家。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村庄一样，留守的都是妇女和老人。

　　高秀女的幸福生活不在这片沙漠，而是浓缩在挂满一整面墙的相框里。两个儿子在呼和浩特买了房，一个做包工头，另一个在餐馆做厨师。当福建人来到白二爷开石矿的时候，其中一个年轻人与她的女儿相爱了。厦门海滩边的照片透露，女儿和外孙已经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城里人生活。

　　只有她的老伴还在外省帮人盖房子，农忙时才回家看看。

　　沙漠就像一座围城，有人想冲进去，有人想逃出来。过去十多年来，高秀女和她的家人们都在极力追随这个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脚步，逃离这个荒芜的村庄。

　　“他们会想，白二爷是沙漠或是绿洲，又与我何干呢？”曾经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的志愿者王仲青说。

　　试图恢复田园牧歌的增田达志，如今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失落的世界。

　　“白二爷是我的家。”增田不止一次这么说过。

　　增田是从一个飞速向前奔跑的国家“逃”到这里。他出生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以上。在增长奇迹之后，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

　　1997年1月，增田在日本成婚，两个月后夫妻俩就在白二爷基地租房安家。他把这里看成是理想生活。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放开飞奔的脚步，也没有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沙漠腹地的现代化生活就只有一个电灯泡，没有下水道，没有浴室，没有厕所，但增田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十多年后，沉浸在回忆中的增田说：“那时简单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我对待生命的态度。”

　　乔二请辞

　　“他是我的兄弟。”在一篇向日本朋友介绍助手乔二的博文中，增田想起了19年前与乔二初次见面时的情景。语言不通是让博士也挠头的难题，好在两人都好喝酒，对饮了两打啤酒后就都失去了知觉。

　　4月15日这天，乔二花了4个多小时，徒步走遍了两人共同改造过的所有沙地。

　　“我们15年的工夫没有白费。”他喘着粗气对增田说，看着大自然的伤口正在恢复，“心里真痛快。”

　　乔二是在向他的兄弟和过去道别。

　　这一天，乔二正式向增田提出辞职。因为大儿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随后是娶妻买房。他试图向增田解释，这是每个中国父母都面临的巨大压力。尽管几年前，增田支付给乔二的补贴从每月1000元涨到了2000元，但毕竟，这是一份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

　　“我并不想离开，多年来我一直想帮助他完成这个事业。”乔二摇着头说，“可是没有办法。”

　　资金一直是增田治沙的短板，据他计算，个人投入加上志愿者们的捐赠，15年来累计花费了大约400万元人民币。

　　增田的下一步计划是去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开辟新的治沙基地，然而沙漠的承包价格在近10年来已翻了300倍，到了他无法承受的地步。

　　有钱人正在投资沙漠。是为了资源矿藏还是旅游开发？随便吧，只要钱能生钱。过去他们开发草原，现在终于开始在沙漠淘金。

　　从沙漠回到北京，站在最繁华的CBD国贸附近，增田达志指着那些高楼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喜欢这里。”

　　每次前往植树的地点，增田都会经过“32号”村旁福建人开设的那个采石场。“运载着几十吨巨石的大卡车使得连接村庄和小镇的道路变得异常难走，爆破声震碎了村民的窗户……”

　　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正是现代人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无节制的工业开发，共同造就了增田所看到的那个失落和贪婪的沙漠世界。

　　增田明白，开发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村民们在矿上打工的收入很快将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坑坑洼洼的荒地，泥泞不堪的道路和泥土碎石堆积而成的危险的小山。

　　在送别北京志愿者的那个晚上，增田喝多了。他站起来嚷道：“每个人都有故乡。我想为大家唱一首关于故乡的歌。”

　　增田说，他的妹妹就住在日本福岛，离核电站不到20公里，2011年因为地震和海啸，准确地说是因为核泄漏，妹妹一家被迫离开了家园。

　　这位在中国待了近二十年的日本人其实一直在思索，让人们失去家园的究竟是大自然的伟力，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