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衡阳市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已退休10年以上的环卫工人，大约有六七百人。他们的退休工资，至今还是2000年的标准，每月800元左右；加上原单位发放的补贴，每人每月的养老金在1000元上下。已至暮年的他们，日常生活被粘结在低劣艰辛的层次上，与贫困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打不赢的战争。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今年5月份，这些沉默着挣扎了几十年的劳动者们鼓起勇气给省领导写了封公开信，希望能“像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一样”，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

　　大街上的陌生人

　　1970年，19岁的粟晓玲已在衡阳县乡下待了两年。她是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整天“跟农民伯伯打成一片”，感觉单调而辛苦。这一年，衡阳市卫生系统去衡阳县招工，打着医院、防疫站等单位的旗帜，很是诱人。粟晓玲以为能去医院工作，兴冲冲报了名，来了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市环卫处。她看到环卫处只有一间破房子，工作也又累又丑，就不想来，把户口装到身上，不去报到。环卫处说你再不来，户口就要吊销了！粟晓玲才扭扭捏捏地来上班。

　　今年61岁的粟晓玲，身材高挑，脸上仍能看出年轻时美丽的痕迹。她说：“……来了就扫大街。那时候好害羞的。我把口罩戴到眼睛下面，帽子压得低低的，不让别人看见。人家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说是兵工厂的。人家问是哪个兵工厂？我说是‘1009兵工厂’，因为我们挑粪桶，一根扁担是1，两只粪桶是两个0，还有一个挖粪的勺子是9。”

　　23岁时，粟晓玲找了对象。男方是本单位开垃圾车的司机。那时候，整个衡阳有江东、城南、城北3个区，只有3台垃圾车。没有拉粪的汽车，没有水车，环卫工自己拉着板车，拿着扫把清扫大街，灰尘喷得他们全身都是，很多环卫工得了肺结核。粟晓玲得的是关节炎，因为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都要出来干活。秋天落叶多，要一天到晚不停地扫。单位规定，扫大街的环卫工凌晨4时就要出来，要在普通市民上班之前，把大街打扫干净，但有的老工人3时就出来了，扫完一遍大街，他们还要回去给小孩做早餐、穿衣服，送他们上学。

　　除了扫大街之外，环卫工的工种还有掏大粪、扫厕所、运垃圾等。在一般市民眼里，他们是大街上的陌生人，是经常看见却不会感到兴趣的人。他们从事着肮脏、劳累、单调乏味和贬低身份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她们习惯和麻木了个人尊严受到伤害。她们没有社会生活，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和心情。

　　刚参加工作时，粟晓玲的月工资是27元。1979年工资改革，她的月工资涨到了50元，与企业单位职工差不多。那时候到处都是穷人，生活却也能过得去。环卫处是事业单位，是“吃皇粮的”，收入旱涝保收。他们星期天可以休息，看病可以实报实销，不用自己掏钱。单位的劳保福利很好，女职工每月有卫生费，还可以领到肥皂、解放鞋、喝水的小铝壶等等。

　　女掏粪工今昔

　　张九妹是湖南零陵人。母亲怀她6个月时，父亲去世了。生下她两个月后，母亲去世了。奶奶带她带到7岁，奶奶也去世了。小姑把她带大。她喊小姑叫“妈妈”，喊姑父叫“爸爸”。1948年，姑姑和姑父调到衡阳铁路材料厂，张九妹跟着来了。

　　1974年，衡阳环卫系统招工，280人的指标，铁路家属就来了180人，其中就有张九妹。那时候她已30多岁，在衡阳冶金厂当临时工。她的丈夫，是这个单位的正式工。张九妹也想要个“正式”的名分。

　　来了就当一线工人。收尿、掏粪。第一次去收尿，老工人领着她，跟居民说这是环卫处新招的工人。居民看不起她，说“你怎么来搞这样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好丑”！居民家里装尿的器皿，有的是痰盂，有的是尿桶。张九妹到家家户户去收，把尿倒进车子里，再拉回单位，倒进池子。一个月的任务是100多担尿，超额一担奖励8分钱。张九妹每月能超额四五十担，多则超额100多担。丈夫和两个女儿放了假，也来帮助她收尿、拉车。

　　掏粪时，她负责5个厕所，有居民的、单位的、旅社的，从凌晨一直干到晚上六七时。每天在疲惫和烦恼中回到家里，还有4个孩子等着她照料，忙不完的家务事。翌日凌晨3点半，张九妹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家住在江东，上班在江西。10来里地的路，公交车票两分钱，张九妹舍不得买，步行上班。早晨去得晚些，有些厕所的粪就让农民偷走了。有一天，张九妹少掏了7担粪，单位扣了她的工资。

　　舒适和体面的工作，对她是一种奢望，有时还要挨打。张九妹说：“……我到小旅社去挖粪，去早了他们还没起床，怪我去早了，去晚了说我们吃饭呢，你挑粪过来好臭的！一车粪装6担半，居民把我的名字也叫‘6担半’，我从他面前过，他就吐口水：‘赶快过！赶快过！’‘你是不是劳改犯，怎么会来掏大粪呢？’我说：‘我是劳改犯，你更是劳改犯！毛主席说72行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们说：‘“6担半”好厉害呀！’就围着我打。经常挨打。‘好讨厌你这人！’老年人也打我，看不上眼。”

　　“碰到农民来掏粪，我要跟农民打架。几个农民一起上，我怎么打得赢？我就拿起扁担打。居民不会帮我的忙。我没办法，就站到车子上面，把脚扒开，用粪勺挖起大粪，哗哗哗，往他们身上泼粪。农民都吓跑了，居民出来看：‘这个劳改犯，好厉害，把农民都打跑了。’”说着，张九妹呵呵笑起来。

　　当时，像张九妹这样的女掏粪工，在她所在的区里还有二三十个。其他几个区也大抵如此。在这个职业领域，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她们每天都经历着由于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感的种种痛苦。这是一种自我伤害化的“男女平等”。

　　有一年夏天，张九妹掏了一车大粪，拖回来时，走到湖南路，突然晕倒了，行人把她送到医院，一量是高血压，心脏也有问题。“1977年我调到江东。主任看我掏大粪好厉害，分我到火车站。那里的厕所多。楼上旅客屙尿，下面一个池子，像壕沟似的。我下到沟里掏……讲起来好丑！有时上面的旅客解完大便，要放水冲，我正在下面挖，屎和水一起冲下来，全都冲到我大腿上了。”

　　她笑着，似乎是轻松地讲述往事，但是每讲一段，她就要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苦哇……”

　　这些饱经沧桑的人们

　　一起招来的180名铁路家属职工，干着干着都跑了。张九妹说：“我是坚决干下去，因为可以拿到退休工资，结果退休工资还是这么少……”年复一年，张九妹掏了10来年大粪。退休前三四年，掏粪不再用人力了，单位安排张九妹去当门卫。1987年张九妹退休。

　　退休的时候，她、粟晓玲以及其他的老环卫工们，他们都相信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的所有牺牲，会换来晚年无忧的生活保障。但渐渐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持续远离而不是接近理想中的幸福余生。

　　退休时，张九妹的退休工资是56元/月。现在是1007元/月。退休不久，丈夫就去世了，4个孩子陆续长大。原来的房子要拆迁，如今她单独住在一间租来的屋子，每天早晨5时起来，刷刷牙，洗洗脸，去湘江风光带走走。回来，看外面有喜欢的早餐，就买点吃，不喜欢就自己做。烧气贵，她就烧煤。孩子们不让她做事。中午吃一餐饭，晚上吃中午的剩饭，7点钟看新闻联播，然后睡觉。

　　如果没有病痛的折磨及账单的威胁，75岁的张九妹，尚能过上一种最低限度舒适的生活。但，生活费用的持续上涨和缺乏基本的医疗福利保障，使她余生的前景不断暗淡。

　　“那时年轻，好多疾病没发出来。脏水是有毒的噻！年轻时可以抵得住，老了病就来了。我阴道发炎有六七年了。一个月吃药得三四百块，难得治好。我还有高血压、关节炎、慢性咽炎……好多病。衡阳上坡路多，我的关节炎是拖大粪车拖的，身上衣服湿了，顾不得换，就在身上溻干了。”

　　她的前同事，珠辉区的环卫女工王维敏，1997年因工伤提前退休。她有一个邻居，在粮食系统企业工作，与她同时退休，退休金比她少200元。现在邻居每月能拿1400多元退休金，王维敏只有1003元。她爱人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金。六七年前，王维敏开始用一个破旧的小本本记账，买几毛钱的菜都要记上。他们全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是1000元。如果开支不超标，他们可望每月有3元钱的结余。实际上，他们一家的生活，全靠丈夫做生意的妹妹接济。

　　“上个月我爱人摔伤了肋骨，不敢去医院，”王维敏的丈夫刘先生说，“因为医保每个月只报销几十块钱。上次她去看眼睛，检查一下，买两瓶眼药水，就花了130多元，她心疼得不行。医生开的药方，她拿到药店里买便宜药。但医生也怕病人去外面买药，写的字外面不认识，只好在医院里买。”

　　他们是长期陷入贫困，而又缺乏福利依赖的一群人。由于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变化，因而他们的退休工资实际变得越来越少。他们也无从弥补家庭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赤字。贫穷使他们丧失了摆脱贫穷的能力，腐蚀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蒸湘区68岁的袁良凤、雁峰区78岁的费锡玉、珠辉区67岁的戴丽玉……她们个个饱经沧桑。退休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们，除了自己的家人，他们真的被社会遗忘了。她们已经习惯了承受经济的压榨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他们经历着超越自身能力控制的命运的一次又一次跌落。他们每天所发自心底惧怕的，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2006年起，原单位为他们发了每月20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使他们的退休金达到了每月1000元左右。此后又原地踏步了6年。2009年，根据省里的文件，他们的人均津贴水平有望达到每月650元。有几十名老环卫工人拿着文件去区环卫局、市环卫处以及市、区政府、人大反映情况。政府承认有这个政策，但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履行。有一个区的新任环卫局长保证说：“如果其他区的退休环卫工人都发了这个钱，我马上一分不少地发给你们！”

　　仅仅是属于他们这个不大的群体的痛苦，很容易被社会所忽视。他们也缺乏更多反映自己痛苦的渠道。在这个无数人共同生存且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他们是最没有竞争力的一群。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几名老环卫工悠然地说起，跟她们一起去市里反映情况的老同事，年龄最大的是80多岁，还有的，如今已然离世了。

　　“我们都是六七十、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好久？拿一千零几块钱的退休金，能要我们拿到死吗？”67岁的戴丽玉说。

　　2012年5月27日，戴丽玉、张九妹、袁良凤等衡阳4个区的128名退休环卫工人共同签名，给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反映他们的退休工资11年未曾增加的情况：“11年来，事业单位加工资我们没有份，说我们不是公务员；企业单位加工资，说我们不属于企业，所以也不给我们加。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原单位于2006年下半年发了20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除此之外再未增加。”

　　公开信希望省领导“关注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让我们也能像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一样，随着物价的上涨增发适当的生活补贴，让我们环卫行业这群弱势群体的退休干部工人也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兑现党中央关注民生的精神”。

　　面对这些来自底层劳动者的吁求，衡阳市政府给出的答复是：尽快研究解决提高四区环卫部门退休工人生活补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