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若琳

　　2011年12月5日，香港和广东签订了第九份供水协议。

　　尽管坊间对香港购水模式和购水量的意见不一，但港府仍没有对原定计划作过多改变。这第九份协议的年限从2012-2014年。

　　根据新协议，这三年，香港将分别向广东省缴付35.387亿元(除注明外，文中数据均为港元)、37.433亿元和39.593亿元，作为购买东江水的费用。

　　上世纪60年代，东江开始供水香港，第一份粤港供水协议签订于1960年，时至今日已逾50年。这期间，供应给香港的东江水水量随人口变化递增，港府的购水金额也在逐年上涨，东江水至今仍是香港用水的主要来源，占港岛用水量的70%以上。而香港方面对东江水的用水需求，更是计划至2030年。

　　不过，近年来，香港方面对东江水质安全以及未来用水状况的担忧正在加重，被誉为“政治水、经济水、生命水”的东江，正经受着各方考验。

　　东江解渴香港

　　翻开香港史料照片，有一些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海岛，香港缺乏天然淡水水源，而海水淡化成本又过于高企，未购买东江水之前，市民生活用水窘迫。

　　上世纪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增，适逢降雨量偏低，原有的水塘储存雨水供水模式无法应付港人需求，因此香港极度缺水。这种情况到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之间最为严重，彼时不得已实行限时限量供水。4天供水4小时，是这段时间香港供水的关键词。

　　而在当时，离香港最近的东江流域却常年水量充沛，也未有成规模的工业污染，水质优良。东江流域是珠江三条支流中的一条，始于江西省寻乌县，自东北至西南方流入广东省境内。因此，向广东取水，自然成为香港用水的最优方案，而港英政府自1920年代已构思从广东省购入生活用水。

　　构思得以实现的时机，正是以那场香港水荒危机作为契机。1960年11月，香港和广东达成协议，仅仅一个月时间，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输水管就迅速建成，两地约定每年从深圳水库取水2270万立方米，输水到香港。

　　但这两千多万立方米的水量，并不能满足香港的日常生活用水。时至1963年，香港仍需实行限时限量供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被提上日程。

　　1963年，全长83公里的东深供水工程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造。这样一项跨流域大型引水工程，工程通过八级提水，注入到深圳水库，再由深圳水库用输水管道送往香港。

　　1964年，粤港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同意自1965年3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生活用水，从此结束了香港长期缺水的历史。

　　此后，东深供水工程经过四次扩建及改造，随着香港人口的渐增以及工业生产需求，东江水供应也呈逐年递增趋势，广东粤港供水公司助理总经理李文锋公开表示，工程投产运行47年来，累计对香港供水已将近200亿立方米。

　　根据现行广东省及香港双方的协议，东江水最终每年供水量为11亿立方米，香港水务署称，这足以应付香港超越2030年的用水需求。

　　东江水对香港的意义重大毋庸置疑，因此水质安全监督一直是香港水务署的工作重点。香港水务署的公开资料显示，随着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东江流域的人口激增，与之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了东江水质。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在去年对东江流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受制于管理权限，香港政府对东江水的监管难免被动。香港水务署称：“东江集水区由广东省当局，例如广东省水利厅及环境保护厅，负责管理和监控。水务署和当局一直保持紧密联系，通过他们采取措施保护东江水质。当局亦已投入大量资金，并实施一系列的工程项目和措施，致力保护东江水水质，同时亦在省内设立水污染研究和控制系统。”

　　香港水务署除了在东江河道旁划水源保护区安全监测站，随时监测水质情况，督促广东省政府加强保护水源措施。港府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在深圳水库内兴建了一所生物硝化厂，以减低原水的污染水平。同时，把原有的开放式输水系统，改为专用输水管道，分隔供港的东江水和所有水污染源头。

　　供水量争议

　　几十年来，粤港模式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供取水模式，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争议仍不可避免，最主要矛盾集中在关于购水量这一问题上。

　　上世纪末起，由于香港工业北移，用水量显著下降，香港政府按原计划用量购买东江水，被港人质疑为浪费。因此，经长时间商议后，港府与广东省当局在1998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1998-2004年内供水量的每年增幅可减少2000万立方米。结果，这七年内的总供水量累积减少了5.6亿立方米。

　　尽管如此，港人仍质疑购水量还可减少。近年，香港降雨量可观，水塘储水充足，甚至出现水塘满溢的情况。香港媒体统计报道，在1998-2003年期间，约值30亿港元的多余的东江水被排入大海，称此举为“倒钱下海”。

　　争议过后，粤港供水协议内容相应作了改变。2006年后的供水协议，采用水费定额付款的方式，注明每年固定收费，并没有预先订明供水量。协议中，广东需配合香港的实际需求供水，每年上限为8.2亿立方米。虽无订明供水量，但协议确认最终东深供水工程每年供港水量需达11亿立方米，以满足香港直至2030年甚至更后的估计需求。

　　在此协议基础上，2009-2014年，香港为东江水付出的代价，分别约为29亿元、31亿元、33亿元、35亿元、37亿元、39亿元，逐年以两亿左右的涨幅递增。

　　港府方面的解释是，如此制定协议，每日供水比率有较大灵活性，可以配合本地收集所得的雨水在季节上的变化，这会使香港能更有效地控制水塘的存水水平，从而减少浪费，并节省抽水成本。

　　很明显，香港人仍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2010年，香港有议员抱怨东江水价过高，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多次和广东省官员会面，希望更改目前统包总额的条约，改成供水量实报实销。

　　不过，从2011年12月份最新签订的这份供水协议看来，供水量实报实销的方案仍然难产。一方面是香港供水过剩的现状，另一方面，东江流域沿线城市的供水压力却日益吃紧。随着东江流域沿线城市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东江直接肩负着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及香港近40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其超负荷状态不容轻视。

　　2008年，东江流域在全国率先实行水资源配置方案，确立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六个地区可供分配的最大水量、实施总量控制。然而，根据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在2011年的考察，至2010年，流域分水五市(不计香港)的实际用水量均已超出或接近分水指标，尤其是高度依赖东江供水的深圳、东莞、河源和惠州。

　　例如深圳，深圳在正常来水年的用水指标只有16.63亿立方米，然而，2010年的深圳用水量却达到了18.97亿立方米。深圳市水务局调研员戴金水曾透露，这超出的部分并非踩了水量“红线”，而是消化了东深供港部分未用完的指标。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称：“可以预见，东江目前已经满负荷的分水方案，难以支撑流域各市继续增长的用水需求。未来供港水的弹性空间将会缩小、东江分水的格局将会改变。”

　　因此，尽管目前香港11亿立方米的供水量过剩，但并不意味着未来能够高枕无忧。

　　呼唤生态补偿机制

　　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一直在做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课题，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他坦言，对广东省的受水城市而言，能否争取到用水指标是最重要的，“东江水是免费供给几个受水城市的，可香港用东江水，却是要付钱的。”

　　香港水务署的公开资料显示，为避免东江原水免受污染，督促其保护东江水源，香港特区政府曾向广东省提供了23.64亿元的免息贷款。

　　东江水源所在地的江西省，仅有的跨省补偿机制，是从企业层面入手的。2005年出台的《东江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明确，从2006年开始，由前身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的广东粤海集团，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拿出人民币1.5亿元，交付上游的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用企业的名义补贴，比政府主动承担要容易操作一些。”成建三评价。

　　虽然香港购水给广东省带去了经济效益，但对水源地的回馈却较少。在成建三的课题报告中，以东江上游水源地河源市为例，为保护水源，近6年来，河源否决了400多个总投资650多亿元的工业污染项目。

　　“河源理应在东深供水工程的效益贡献的收益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数十年来，河源并没有从东深供水工程中得到任何直接的收益。”成建三说。

　　而作为“东江源头第一县”的江西省寻乌县，是年财政收入仅2个多亿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寻乌同样花费巨大代价做了植树造林、河流治理、生态移民等工作，还放弃了一些投资项目，停止了采矿权审批，矿业也停产整顿。

　　对这一点，成建三觉得颇不公平，他呼吁启动中央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江西省环保厅副厅长雷元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条例，把江西东江源头区域列入全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试点区域，并给予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刘素，在课题报告总结中，形容东江源区是“被冷落”的—东江源区位处江西，行政上归江西管，但流域上归东江流域管理局管，而东管局并不拥有跨行政区域的管理实权，造成流域管理机制的错配。这种错配使东江源区长期处于“责任共担，但利益不能共享”的境地，其困难常“被遗忘”。

　　“广东省可牵头发起包括香港、江西、及福建在内的‘东江全流域管理对话平台’，令流域内涉及水务的各区域、机构及县市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的下游地区(如香港)与较贫困的上游地区的直接对话，共同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保护东江水源区的安全。”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如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