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武汉

　　10月26日，武汉市湖泊管理局揭牌成立，这是湖北省诞生的首个湖泊管理局。

　　为解决湖泊保护执法分散、主体不明等问题，武汉市优化组合了原有的水政监察、排水监管等执法部门，成立武汉市湖泊管理局(也称“武汉市水务执法总队”)。

　　按官方说法，这支专门实施湖泊执法的队伍由60人组建，设有湖泊管理处、三队执法管理、投诉调度室、排水水质监测站等，负责组织全市湖泊的保护、管理、治理和监督。

　　就在当月，历时16年修订的《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也于10月1日起实施。该条例的出台，被当地媒体宣称为“试点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多年来的湖泊萎缩和污染，倒逼湖北立法保护湖泊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意味着“千湖之省”的湖泊保护新政正式拉开帷幕。

　　人水争地

　　千年湖底成沃野，万倾荒滩变良田。这是当年人们开发湖北省江陵县三湖的“盛况”。

　　从1960年的6000大军“腰斩三湖”开始挖渠筑堤、拓荒围垦，到如今的1.5万人在三湖农场上种养、建工厂，曾经碧波万顷的三湖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扁舟渔火，取而代之的是农田和房屋。

　　三湖就这样从湖北的版图上淡然消失了，这是“千湖之省”上世纪后几十年围湖垦殖的一个缩影。杜耘表示，过度围湖垦殖是湖泊面积锐减的主因。

　　地处湖北荆州的四湖流域因有长湖、三湖、白鹭湖、洪湖四个湖泊而得名，三湖消失后，白鹭湖现在仅剩一片沼泽地。

　　新中国成立62年以来，工业化进程吞噬了荆州市的559个湖泊。截至2011年底，荆州市的湖泊仅剩72个，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89%。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人口增长需要，湖北的湖区水利建设、围湖垦殖规模和强度历史罕见。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杜耘表示，沉湖、排湖、里湖、三湖等原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大湖现在已基本消失或开垦为精养鱼池，就连神农架的天然高山湿地大九湖，也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旱地。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围湖造田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开挖鱼池分割湖泊、围网养殖、填湖建房等现象仍时有发生。杜耘称，湖泊在人类的步步紧逼之下正在继续萎缩。

　　汈汊湖原是湖北省第四大湖泊，如今这里是农田一样整齐的鱼塘连着鱼塘，汈汊湖已基本被精养鱼塘围歼殆尽。

　　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围湖造田还没有把汈汊湖完全剿灭的话，如今的精养鱼塘开发，则把它彻底消灭了。

　　享有“百湖之市”美誉的湖北省会城市武汉，那里的杨汊湖、范湖等也仅仅成为带“湖”字的符号。一些湖泊四周全高楼圈围，俯视湖泊就像一只只“脚盆”。

　　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从50多年前的687平方公里缩减到现在的不到400平方公里，“中南之肾”半个世纪“亏损”四成多。

　　1969年7月20日，江汉平原发生持续特大暴雨，洪湖田家口长江大堤溃口。

　　《湖北水利志》称，洪湖田家口长江干堤溃口淹没监利、洪湖两县1.69万平方公里土地，共有80万亩农田受灾。

　　为响应上级“插到湖心，收到湖底”的号召，湖北决定修建新堤大闸，正是这道水闸，让人们在洪湖的湖面上围出了20万亩农田。

　　在71岁的老渔民蔡正刚看来，洪湖边上所属洪湖市、监利县的很多村庄，都是通过当年围湖造田造出来的。

　　42年前，蔡正刚在洪湖打鱼为生。正是那次围湖造田，让他过上了半渔半种的日子。

　　蔡正刚说的上个世纪70年代那次洪湖的围湖造田，只是洪湖近代被围垦的一个缩影。

　　就在修建新堤大闸的前10年，湖北省监利县修建的螺山电排站，又围去了洪湖4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这些湖面后来成为监利县和洪湖市的几个乡镇。

　　人水争地让湖泊逐步被蚕食。官方数据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湖北省100亩以上湖泊从1332个锐减为843个，其中水面5000亩以上湖泊，从322个减为125个。

　　立法卫湖

　　由于多年来的泥沙淤积、围湖垦殖、填湖造地等原因，湖北湖泊的数量和面积逐渐减少，“千湖之省”湖北早已名不副实。

　　在20世纪50年代末湖北有湖泊1066个，至80年代初剩约309个。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目前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仅剩181个，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不到40个；总的水面面积也从50多年前的7000多平方公里，缩减到如今的2400多平方公里。

　　以“百湖之市”武汉为例，最近50多年来，湖泊面积亦减少一半以上。仅2007年前的20年间，武汉中心城区就有17个湖泊被填占。不少保护下来的湖泊，也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逐步萎缩。

　　武汉市水务部门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30年来，武汉湖泊面积减少228.9平方公里，50年间有近100个湖泊“蒸发”。

　　不仅如此，湖北的湖泊还陷入了“污染困境”。

　　官方公布的《2012年1月湖北省水资源质量通报》显示，全省重点监测的26个湖泊，水质Ⅱ类的仅1个，水质Ⅲ类的12个，水质Ⅳ类的9个，水质劣Ⅴ类的4个。

　　享有“千湖之省”和“洪水走廊”之称的湖北省，似乎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但湖泊的萎缩与污染，势必要加快湖北省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的步伐。

　　湖北省水利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等干旱年和特殊干旱年，湖北省缺水量分别达67亿立方米和89亿立方米。

　　更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湖北省人均年占有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371立方米，届时湖北将进入用水极度紧张时期。

　　种种迹象表明，湖泊萎缩和污染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威胁到湖北的水安全。湖北官方对此也非常重视，《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历时16年最终出台。

　　从2011年开始，湖北省政府就开展了湖北资源调查，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现存水面面积100亩以上湖泊有750多个，总面积约为2700平方公里。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湖泊侵填、侵占事件时有发生，湖泊数量、面积、容积总体呈萎缩趋势。由于人为筑堤围湖、分隔湖汊等，导致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化和生态功能的退化。

　　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更有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湖，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及流域内的规模化养殖造成的面源污染，加上湖泊过度开发产生的内源污染，导致湖泊水质日趋恶化。

　　湖泊问题已成影响湖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在如此形势的倒逼下，湖北通过地方立法，让“千湖之省”的湖泊保护有法可依。

　　行政首长负责

　　就在10月30日，湖北省与下辖各地市州签订湖泊保护责任书，全面启动“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工程。

　　按官方说法，这是湖北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试点的又一强力行动。

　　责任书包括确定湖泊保护名录、编织湖泊保护规划、界定湖泊保护范围、加强湖泊水污染治理、推进湖泊生态修复、实施湖泊保护生态移民、强化湖泊监管等任务。

　　具体而言，还包括全面理顺湖泊保护管理体制、搭建湖泊保护组织机构；深入开展“一湖一勘”“一湖一策”工作，构建湖泊管理和保护体系；加强湖泊堤防、排水闸渠、排涝泵站等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建设，实施退田还湖、退渔还湖、退塘还湖等工程；严格湖泊取水许可审批，加强沿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等举措。

　　当日公布的《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施意见》表示，未来3-5年内，湖北要基本遏制住湖泊面积萎缩、数量减少的局面；主要湖泊污染排放总量、富营养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水功能区达标率70%以上。

　　湖北省委、省政府当日也研究部署全省湖泊保护与管理工作，部署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试点，努力实现“千湖之省碧水长流”目标。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会上表示，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誉，数量众多的湖泊、富集的水资源是湖北省最突出的特色优势。

　　“严格依法依规加强湖泊保护、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意义极为重大”，李鸿忠认为保护湖泊“事关湖北省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

　　李鸿忠要求“建立健全最严格的护湖管水责任体系，坚持保护为先、坚决护湖，确保现有湖泊水体不受污染、数量不减少、面积不萎缩，同时大力推进湖泊生态修复和毁损湖泊恢复工作”。

　　“落实护湖管水责任，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大力奖励爱湖护湖行为，严厉惩罚危害毁损湖泊行为。”李鸿忠呼吁“建立起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的天罗地网，让任何危害毁损湖泊的行为都无可遁藏。”

　　其实为保护湖泊，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早在2009年，湖北黄冈就已试行。

　　为解决水污染问题，湖北省环保厅厅长李兵当时向该省人大建议“治鄂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并提议推行“河长湖长制”，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出任“河长”、“湖长”。治理水污染领导要负责，对水污染治理不力者不予提拔。

　　李兵的建议随后获得湖北省黄冈市的响应。黄冈市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时出任河流“河长”、湖泊“湖长”、水库“库长”。其中黄冈市委书记刘善桥担任市区长河河长，市长刘雪荣担任市区遗爱湖湖长。

　　黄冈市的党政领导们从2009年就开始与全市河流、湖泊、水库所在地的官员一起，负责重点水域的水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治理。

　　而此次湖北立法保护湖泊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则意味着湖北推出治湖新政正式面向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