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北京在今年1月初启动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是非常好的开头，但是大家也感觉到预案的门槛有些偏高，因为要到极重污染日(污染指数达到500)才采取公车限行30%，企业减产30%等强制性的减排措施。另外，也缺少一些前瞻性，这些应急措施应该是在预计之后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启动，而不是说待指数达到它再启动。

　　马军说，北京市此次做法是值得认同的。马军表示，相信通过北京市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行动，也能带动国家各部委、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央直属机构的公车停驶，因为在北京有很多中央单位，所以公车的数量才这么大，他们的停驶对缓解拥堵有好处，而拥堵缓解了也将大大减轻怠速行使的排放量，因此公车停驶应该扩展到在京的中央机关。

　　“从公众的角度讲，公车的停驶也将带动公众更加自觉地选择公交出行。”马军表示，另外还有一项措施可以考虑，就是一些公司采取错峰上下班，或者在家远程办公，实际上这方面的潜力也很大，可以有效减少出行。　本报记者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