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李雪玉 危昱萍 北京报道

　　碳市首年大考收官，“履约行动对于碳市场来说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反映碳市场行为，又反映我们参与碳市场主体的特征。”7月25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环境交易所、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水晶碳投共同主办“企业碳减排硬约束时代的企业应对之策”的气候官沙龙活动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中心碳市场管理部的张昕主任如是说。

　　通过履约这面镜子，企业是否开始正视这个碳减排硬约束时代？碳资产管理如何在这个硬约束时代崛起？履约之后，未来全国碳市建设需要哪些经验和教训？与会各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控排企业中的联想集团、北京能源投资、首钢总公司、电投(北京)碳资产管理公司、汉能控股、中国水利电力物资公司、兴业银行、北京京东方、北京金隅、北京华远意通供热公司等相关代表在会上阐述了履约得失、存在的困难以及建议，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裁龚俊松也对此做了回应。

　　企业首年履约考

　　7月25日，首年履约的五个试点市场全部完成了履约工作。水晶碳投分析师张晴在沙龙上分享了《中国碳市场履约报告》，介绍企业首年履约的情况。

　　从结果上看，上海表现最好。6月30日，上海以100%的履约率完成了履约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不仅是在最后企业履约的时候百分之百完成的，在此提交排放报告也是百分之百按时提交。”水晶碳投分析师张晴说。

　　北京、深圳、广东(不含深圳，下同)、天津分别在6月27日、7月1日、7月15日和7月25日结束履约。其中，深圳635家控排企业中仅有4家未完成履约，广东有2家企业未按时履约，北京和天津情况尚未公布。

　　张晴介绍，为了能顺利完成履约，各试点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天津和广东采用延期履约的措施，“这是用时间换空间，给予企业更多的时间去应对。”张晴说。从履约结果上看，张晴认为延期一个月给了企业更多时间应对，对履约起到一定帮助。

　　上海和深圳则分别举行了拍卖，不过二者思路不同。深圳允许企业以市场价格的一半35元起拍，购买配额缺口的15%用以履约。而上海则以市场价的1.2倍48元的价格拍卖配额。两种思路，结果不同：深圳最终卖出拍卖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上海拍卖实现了预期效果。张晴认为，深圳的拍卖方式对企业诱惑力不大，因此参与率不高，同时低价拍卖的方式对市场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反观上海，“高价拍卖对市场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如果企业处在正常合理的思路来看，他们肯定尽量从市场购碳，而不是到最后才去拍卖。”张晴说。

　　张昕认为，履约能反映市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履约执行的严肃性、碳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检验碳市场是否完成减排任务。

　　他举例说，像主要的工业排放部门本身有比较好节能减排的基础，因此履约较为容易，但是一些国家机关、高等学校完成履约有很多困难，比如没有完成履约，购碳的钱怎么出，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碳交易制度的时候是否选择了一个操作科学和覆盖合理的范围。”张昕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中心碳市场管理部副主任张昕表示，碳交易制度需要在高强度的法律约束下，强制重点排放企业来实行。然而，有一些碳交易市场，为了推动企业完成履约的过程，采用了一些行政或者行政和市场结合的手段来推动企业完成任务。例如为了推动企业履约而以低价拍卖，这对超排企业是好事，但这不符合这个体系最初设定的思路，“也违背了我们市场化运作的目的。”

　　另外，履约期间价格的变化也可以反映了一些问题。“有些市场的价格基本上是小幅的振荡，有些市场的价格是随着履约期的临近，碳价格直线的上升。”张昕分析，“有的市场不升反降，这也就反映有一些市场在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碳交易制度。既然我们已经突破了行政手段管理减排的工作，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做，否则这只是一个游戏，并没有起到碳市场减排的作用。”

　　张昕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企业在履约方面关心的问题。张晴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履约方面主要关注配额分配、市场价格、政策导向和内部管理这四个问题。

　　碳资产管理需上升为企业战略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禹湘在会上表示，通过对控排企业的走访，发现有一些企业，无论是在人才储备，还是在碳管理意识方面，都很薄弱。但在履约过程中，不乏一些企业在能力建设、低碳意识、碳资产管理能力方面表现突出。

　　“比如当时我们走访了华能，发现华能的高管非常重视碳交易的发展，碳资产管理导向非常明确。华能有一个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所有数据的统计、碳盘查、核查以及MRV政策的跟踪研究，以及交易，包括CCER项目的开发都有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在集团内部来进行。” 禹湘举例说。

　　禹湘认为企业应当把配额当作资产来管理：“如果一个企业只是简单的把碳交易，或者是碳配额当作一种现货的买卖，或者简单的看作是增加了示范成本，增加了财务负担，这样的话，很难让这个市场非常顺利的进行。要用资本运作和金融的视角来看待它。”

　　张昕介绍，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意大利的国家电力公司，它参加了欧盟的碳交易以后，就是通过这样的低吸高抛，找准价格变动的规律以后，在碳交易市场第一个阶段基本没花钱，而且还有一部分盈利，完成了任务。

　　张昕解释说，“特别是像大型的企业可以很容易的做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配。”

　　与此同时，还需要把碳资产的管理上升为企业战略孵化的部门。“在中国它不仅仅是环保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很多进行碳资产管理的部门都在这几个部门：一个是在原来节能部门和生产安全部门，还有财务部门。但在国外公司很多是独立出来，和战略规划部门并列的一个部门来管理。我们其实要把应付改成应对，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建立全国碳市的四大难题

　　到目前为止，5个碳交易试点的履约工作已经收官，张昕说，“履约实际上是最关键的，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是我们做碳交易的动力，也是我们下一次进行交易的一个基础。”

　　在张昕看来，目前并不是履约率越高越好，而是我们觉得想通过它看到这个新生事物对国家，对企业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东西，可以得到的教训，这是关键的。因为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三五年之内，建立一个全国的碳市场体系。对于这个制度的管理者、这个制度的设计者、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来说，有四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张昕认为，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区域性差异。他解释说，“我们从履约可以看出，靠南的试点城市，靠海边的外向型企业的积极性、管理水平很高。越是在内陆的城市，虽然有可能交易量很活跃，但是往往要不就是有市无价，要不有价无市，或者价格很高没有交易量，或者交易量相对比较大，价格相对低。”

　　张昕进一步分析，每个地区对通过市场化交易的形式来控制节能减排诉求肯定是不一样。因为通过碳交易，可能增加产品或者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有可能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碳交易市场可能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生产能源的，输出能源的，消耗能源的不同大省，参加碳交易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

　　张昕阐释的第二个问题是行业差异性。“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万家企业节能减排行动，排放量非常大，11700家企业。这些企业对于节能减排的投入，以及管理的水平都是我个人觉得能力非常强。但是还有一些企业，比如说连锁的餐饮，把所有的灯都换成LED，把空调做成变频的，可能已经到极限了，纳入这些企业对于全国的减排有多少贡献呢。我们要选择哪些企业，哪些行业来参加我们国家的碳交易，才能很顺利的完成，或者说控制我们的排放目标。”

　　张昕觉得，通过此次履约，配额分配的方法和方式以及价格机制对于全国碳市的构建至关重要。

　　他说，“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既满足经济发展，或者说产业发展的需要，又可以让企业来履约。另外最关心的价格，从目前五个试点城市来看，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控机制。特别是在价格调控机制里面各个试点地区，更主要是采用行政管理。”

　　最后是能力建设问题，张昕认为，需要放开思路，把碳金融、碳交易管理咨询等机构与终端企业单位紧密结合起来，采用市场化的、企业结合的、购买服务的形式来提高管理水平。(编辑 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