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一样，德国经历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我们的空气、水、土地和森林都遭受到严重污染，莱茵河中一度没有鱼存活，鲁尔区等大型工业区中的呼吸道疾病激增。上世纪70年代，德国人要求制定更为严格的工业环保法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德国政府积极响应民众的呼声，并针对空气、水源和土地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莱茵河中又有鳟鱼畅游，而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也减少了很多。　　——— 多萝西·郎格雷伯

　　南都记者龙金光 见习记者娜迪娅 实习生陈佳 上世纪40年代中叶，刚从二战战场归来的德国国力被大幅削弱。但仅过了两年，德国工业便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基础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与政策支持重新崛起，至6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结束时，仅仅十几年，德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但与此同时，德国也为此工业成就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另一个制造“经济奇迹”的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仍保持G D P高速增长的中国，它为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正在逐渐显现。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似的工业发展战略，相似的能源结构。如今的德国已绿树成阴，蓝天白云。或许德国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能或多或少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提供一些启示。针对此问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是德国伯尔基金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负责人多萝西·郎格雷伯。伯尔基金会是欧洲最为著名的环保型政党德国绿党的智库，非营利性组织，长期致力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参与。

　　国家不应补助即将死亡的行业

　　曾经因丰富的煤矿资源而被称为“德国工业心脏”的鲁尔区已经不再进行煤矿开采了，它正在寻找新的产业定位，以待重生。而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仍然倚赖对煤矿快速而大面积的开采。多萝西认为，如果国家想快速地完成产业结构转变，就不应该长年往即将死亡的工业里投入巨额补助。强化建立未来产业比如可再生能源，资助劳动力的再培训，才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南都：德国是何时开始进行工业向节能环保方式转型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多萝西：和中国一样，德国经历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我们的空气、水、土地和森林都遭受到严重污染：在德国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中一度没有鱼存活，鲁尔区等大型工业区中的呼吸道疾病激增。上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发展给人类和自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恶果，德国人要求制定更为严格的工业环保法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人们纷纷上街，要求政府给予更好的环境保护———这就是德国环境运动和绿党产生的年代。

　　德国政府积极响应民众的呼声，并针对空气、水源和土地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质量都有较大提升，可见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少。在莱茵河中又有鳟鱼畅游，而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也减少了很多。

　　南都：这个转型的过程是由哪些力量推动的？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

　　多萝西：德国90%的环境法律都是根据欧盟的规定而制定的。欧盟做出的指导方针，各成员国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将其转化为国内法。若没有履行此义务，欧盟会启动违反协议的程序，将这些国家送上欧洲法庭审判，强制缴纳惩罚金。

　　在国内政府层面，德国生态能源改造的关键是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EEG )。这个法律一方面规定能源供应企业的义务，即必须使用再生能源转化的电；另一方面，新能源的价格固定。对新能源发电的供应商，政府须给予长期有保障的补助。这个补助长达20年，但会逐年递减，以促进新能源发电厂和电网的结构调整能力。不同的新能源类型，补助费用也不同。

　　除此以外，非政府组织、公民和媒体都对德国的环境法律制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会关注其中的弊病，并督促现行法律的执行和遵守。

　　以媒体为例，德国媒体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揭露环境丑闻。最近，有报道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还被认为是德国最安全填埋场———下萨克森州的阿瑟核反应堆地下填埋场出现了很大问题。利用原来废旧的矿洞填埋核废料的填埋洞有污染地下水危险，这会对人和自然生态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于是，德国议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填埋场也进行了清理。

　　南都：曾经的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现在的状况如何？

　　多萝西：近年来，煤矿产业在德国逐渐退出。这个行业之所以还保留，是因为它受官方财政补助。因为德国的煤是在艰难的地质条件下从1000多米深的地下采得，因此价格比较贵。每年，德国政府需要为硬煤产业补助25亿欧元。自1950年，德国煤矿和钢铁工业遭遇危机起至这个时期，已经有2/3劳动岗位消失于这两个行业。此外，在制造业贸易等和煤矿、钢铁有着间接关系的领域，也有大量的劳动岗位流失。

　　2007年，经过冗长的协商，终于达成一个煤炭协议，决定终止煤炭开采。这个协议还规定，接受补贴的硬煤矿业将于2018年底以社会可消化的方式终结。

　　鲁尔区目前在寻找新的产业定位：鲁尔区设立了促进科学、媒体和服务行业。而能源在这里也扮演重要角色：原来的煤矿城格尔森基尔欣自1990年起改建成太阳能技术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改装可再生能源。

　　我认为，如果国家想快速地完成产业结构转变，就不应该长年往即将死亡的工业里投入巨额补助。强化建立未来产业比如可再生能源，资助劳动力的再培训，才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不缴生态税就要多缴养老保险费

　　为鼓励新能源的使用，中国国内近来有专家频繁提起“碳税”一词，“碳税”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碳税最终究竟由谁来负担，中国相关研究人员表示，为使百姓不会多支付费用，将在收取碳税的同时，降低其他消费税。而德国则是在向用户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雇员与雇主的社保缴付金额，并以此创造了25万劳动岗位。

　　南都：德国的碳税是如何征收的？

　　多萝西：1999年起，德国进行生态税(碳税)改革。改革的主要理念是：“更少的环境负担，更多的就业岗位”。具体来说，就是提高环境污染的化石能源的税收，以减少其消耗；吸引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使用新能源。征收新税的同时，我们降低了从工资中收取的社会保险金。收到的税金，其中一小部分用来促进能源更新和低碳建筑翻新。此外，效能高的燃料和公共交通享有税收优惠。这样，既促动环境保护，又降低劳动成本，增加了劳动岗位的吸引力。1999年到2003年间，德国对燃料、电以及轻燃油、天然气的征税逐步增加。

　　南都：谁来缴提价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的电费？

　　多萝西：德国允许发电企业将促进电力发展的费用分摊到用户头上，供能商放弃便宜的火电和核电而使用生态电产生的额外费用也由用户来付。这样，大部分工业领域就摆脱了更新能源所需要的成本费，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不会有劣势。而政府在向用户收取碳税的同时，会降低对其社保费用的征收，以使总量不变。

　　南都：征收碳税效果如何？

　　多萝西：如果不缴生态税，德国雇员和雇主就需要多缴纳1.7%的养老保险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D IW )统计，通过降低雇主与雇员所须缴的社保金，减少工资中的附加成本，促使劳动力成本降低，最终使德国新增了25万劳动岗位。D IW的另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自1999年德国进行生态税改革开始，至200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4%；预计至2010年，减排幅度将升至3%。

　　1999至2005年间，德国燃料消耗量经过十多年的增长后下降了17%，这是价格调控起效的有力证明。过去，德国工业界曾强烈抵制生态税。所以，预先规划对能源密集型工业免税。但现在，政府为了减轻国家债务，希望减少这种例外。

　　德国将不再免费发放排放“凭证”

　　“碳交易”，指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费用以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关于“碳税”与“碳交易”究竟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讨论已久，德国更强调市场在减排中的作用。为了能让企业顺利地适应排放交易，德国排放权“凭证”一开始是免费发放的。现在，企业获得的排放权中只需花钱购买10%。2013年起，排放“凭证”的大部分将不再免费发放，而是拍卖。这是为了不让“凭证”过于廉价。

　　南都：除收取碳税以外，德国还有什么办法来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多萝西：除碳税外，我们还进行碳交易。实行碳交易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以法律手段强制实现目标，而是希望通过市场经济刺激实现对气候的保护。每个工业企业的排放总额是由手中有多少“凭证”来确定的。如果企业想排放更多的气体，就必须买进“凭证”。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减少自己的排放量，他们也可以卖出污染权。通过排放交易企业不仅自身可以更加环保，而且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积极地推动减排。

　　南都：你们是如何将“凭证”这一新事物添加到市场经济运作中去的？

　　多萝西：为了能让企业顺利地适应排放交易，排放权“凭证”一开始是免费发放的。现在，企业获得的排放权中只需花钱购买10%。2013年起，排放“凭证”的大部分将不再免费发放，而是拍卖。这是为了不让“凭证”过于廉价。因为对企业来说，只有企业通过变卖排放权获得比采用减碳技术更高的利润，利用新技术积极减排才会产生吸引力。

　　在过渡阶段，国际竞争力减弱的工业领域会被分配免费的排放配额。这个配额需要有非常苛求的参照值，也就是所谓的基准。德国的这个基准线是参照欧盟内行业最佳技术所排放的10%的平均值。

　　南都：碳交易目前在德国取得了什么进展？

　　多萝西：德国已承诺，到2012年实现与1990年相比降低21%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根据联邦环境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德国已经完成减排22.2%(约280吨温室气体)，提前超额完成这个目标。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污染总额只计算了每年能源生产的40%。这其中主要是能源密集型工业，如炼钢、化工提炼和水泥制造等。其他的排放部门，例如经济、交通和家用都没有被算在内。所以，排放交易涉及的领域有所拓展：2012年起，航运也被列入排放交易中，2013年起其他行业和温室气体也会包括其中。

　　同时，这个系统的气候作用也会与“凭证”消费的速度紧密相关。假如企业拥有的“凭证”比实际排放能力多，它就不需要减排量。这是2005-2007年第一阶段中产生的问题，企业拥有太多免费的“凭证”。同时，环保团体批判在只为本国实现气候保护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框架下，这些工业会通过各种环境项目把大排放工业转嫁到国外，比如中国。

　　统筹：李召 龙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