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问题上，政策平衡是个“杂技活”。 （勾犇/图）

　　垃圾焚烧，缘何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六里屯”终弃建，“鲁家山”急上马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垃圾焚烧的经年争议，促成了北京市的“戏剧化”局面：计划内项目，大多受阻，或滞或弃；计划外项目，低调启动，进展神速。这究竟是垃圾重压下的无奈之举，还是迂回前进的策略选择？

　　这边高调弃建，那边隐姓埋名

　　短短三个月之内就盖完了项目工程必须的八十多个戳。“该项目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经过长达四年不懈的“反焚”斗争，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们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夕迎来了好消息——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明确回应，不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场。

　　这是政府第一次明确弃建六里屯焚烧发电厂，“这两年建或不建的传闻种种，但(这个消息)来得还是有些突然。”当地坚定反焚烧的居民代表老黄难抑意外。

　　此前屡屡强调“自家垃圾必须自家处理”原则的赵书记，这番高调宣布弃建，信心或许源自海淀区的垃圾处理压力化解在望。

　　帮助他化解辖区内垃圾难题的是距离六里屯大约五十公里的门头沟区鲁家山焚烧发电厂，预计2012年建成，日处理能力将达到3000吨，这其中包括了海淀区的近2000吨垃圾。

　　说是“鲁家山焚烧发电厂”其实并不准确，尽管它确实是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首钢生物质动力项目”，一个字面上与“垃圾焚烧”毫不相干的工程。

　　即便是一些关注垃圾焚烧多年的专家和公众也被这样的“隐姓埋名”迷惑了，当它的环评报告高挂政府网站时，竟少人留心。直到2010年10月23日工程举行奠基仪式时，它才像突袭的炮弹轰然示人。

　　出席奠基仪式的领导可谓“超豪华阵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各区县的主要领导均在其列。

　　一位参与鲁家山项目论证的专家对记者分析：这可以有两层解读，一方面说明领导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垃圾焚烧项目的阻力很大。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也参与了相关的规划选址工作，他认为，鲁家山的优势在于土地属于首钢集团，征地工作没有争议。

　　北京市和首钢集团可谓一拍即合，一方面，这个号称亚洲第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解决了北京市政府推进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定义为“环境优化、技术先进的示范工程”恰恰也满足了“首钢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产业转型的”绿色转身的需要。

　　两全其美的合作得以确保这个总投资高达21.6亿元的项目非同一般地顺利。2010年7月21日，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审批纳入“绿色通道”，而10月23日，该项目就已经奠基开工，原本至少需要一年的审批筹备工作，短短三个月之内就盖完了项目工程必需的八十多个戳。

　　进展神速或许还得益于项目出奇的低调，奠基仪式前，几乎没有传出任何风声，政府的报告上写着“该项目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雪中送炭，意外之喜

　　计划之中的，几乎全面受阻，或滞或弃；计划之外的，一路绿灯，进展神速。

　　官方评论称，鲁家山项目标志着北京市垃圾处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的乐观估算，得益于鲁家山3000吨的日处理量，到2012年，北京市的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800吨，占北京市1.8万吨的日垃圾总量的比例已经超出2009年确定的20%的目标要求，一扫之前难以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的担忧。

　　对于被“反焚”战争困扰多时的北京市政府而言，鲁家山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的意外之喜。因为，鲁家山并非北京市政府十一五规划建设的项目，原定规划中拟建的四个垃圾焚烧项目分别是：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

　　鲁家山出现之前，这四个既定项目，除了高安屯相对顺利，另外三个均推进艰难，尤其是六里屯和阿苏卫。2007年六里屯万人上书环保总局(现在的环保部)，2009年阿苏卫居民制造“九四事件”(当年9月4日，数名来自阿苏卫周边地区的居民到“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举办地农展馆门前打出条幅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冲突)，两项目只得一推再推。北京市政府被迫寻找替代项目，2009年下半年重新展开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规划，而鲁家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现。

　　卫潘明坦言：“鲁家山吸取了之前遭遇激烈反对的六里屯、阿苏卫的经验教训。”表现之一便是选址更为偏远。

　　除了鲁家山，另外一个被选中的替代项目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距离六里屯西侧大约20公里，属于海淀和门头沟交界的矿区，业已安然度过环评公示期。同样的，该项目也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项目”。

　　北京市由是在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上形成了戏剧化的局面：计划之中的，几乎全面受阻，或滞或弃；计划之外的，一路绿灯，进展神速。这样的局面在揭开面纱后，并没有为政府赢得一致赞誉。

　　作为鲁家山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参与专家，被称为主烧派代表人物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南方周末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他坚持认为，表面上更偏远的选址是合理的，但对公众利益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与王维平的看法不谋而合，“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

　　而且，在徐海云看来，如果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不善，对环境、对人体有损害，那么建在哪里都有损害，无论多远。

　　反烧派阵营也有话要说，NGO人士、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毛达直言，“政府改变选址，只是屈从于周边居民的反对意见，仍没有正面回应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危害问题。”他甚至认为，政府没有坚持自己的道理、在回避反对意见，这不是好的示范。

　　样板间开放了

　　“你不能不说政府进步，即便是策略上的。”

　　尽管北京市政府再陷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但令他们真正轻松的是，在鲁家山和苏家坨项目上，类似六里屯、阿苏卫引发的公众激烈反对并没有出现，这似乎说明既往的一些措施收获了效果。

　　2010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就垃圾焚烧推进受阻的现状给出建议，“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方式、付出超常规的努力，在设施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甚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一次人代会上直言，“焚烧发电厂最好就建在城市中心，不要躲，还要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他建议把建成的焚烧发电厂向群众开放，让广大市民对垃圾焚烧等先进技术有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

　　北京市内唯一一座建成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得以成为向公众开放的样板间。

　　为此，北京市还定了一个制度，规定每周四为公众开放日，所有人都可以参观，“如果有投诉称焚烧发电厂未开放参观的，我们将扣除它1%的经费作为处罚。”卫潘明说。

　　在徐海云看来，这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前的讨论都是理论上的，现在有了一个落地项目作为参考，讨论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将更有针对性。”

　　在经历了六里屯万人上书、阿苏卫请愿等一系列极端事件后，北京市政府开始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现在(政府)开始重视我们的声音了，并愿意与我们沟通。”黄小山说。

　　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是阿苏卫反焚烧的代表人物，2009年“九四事件”中曾被行政拘留五天，数日前，他撰写的《绿房子工程》却得到了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积极肯定。从一年半前的阶下囚，到如今政府的座上宾，他说：“你不能不说政府在进步，即便是策略上的。”

　　2010年年初，他还作为唯一的民意代表，被北京政府邀请考察日本垃圾处理经验，这被称为化解政府和民众激烈对立的“破冰之旅”。“这还只是开始。”黄小山说，政府修复取信于民的信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这正如修复垃圾填埋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一样需要时日。

　　说不出，还是说不得？

　　“这只是民意大杂烩，并不是科学。”

　　垃圾围城正日甚一日，姿态可以温和，策略可以调整，但是在垃圾焚烧的坚持上，北京市却是从未懈怠的。

　　按照规划，北京市到2015年，甚至要完成垃圾焚烧占全部垃圾处理比重的40%，这是之前20%目标的两倍。

　　早在2010年5月，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共同编制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主要推介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有填埋和焚烧，这被媒体普遍解读成中央支持垃圾焚烧。而对于北京这样几乎已无地可埋的城市来说，选择焚烧是理所应当的。

　　卫潘明也直言，北京政府在焚烧设施建设的决心方面，从未改变。

　　但如何具体规划，政府方面透露的消息莫衷一是。卫潘明也说，他无法给记者一个明确的表述，北京到底将在什么时间、在哪些地方、建成哪些焚烧发电厂。

　　《小康》杂志曾报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2010年5月，当南宫垃圾焚烧发电厂启动设计的消息在北京市市容市政管委会网站挂出后，该杂志记者立刻采访相关官员，而此后再登录网站时，消息已被撤下，原来领导听说媒体获悉后，马上要求工作人员撤下消息，“建焚烧发电厂肯定是有反对障碍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新闻，南宫肯定又不好建了。”

　　一位接近政府决策的专家揣测，即便政府对未来有了明确的选址规划，都未必能公开，更何况，政府或许在近期内无法做到明确规划。之前已经受阻的项目，未来或将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王维平看来，过去的教训就在于“对突如其来的舆论干扰没有预见到”。而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北京民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政府也很难做出预测，“争论很多，客观上就说明了对垃圾焚烧的认识不成熟，所以到底要建几座现在确实没办法明确。”徐海云称。

　　他认为北京市在推进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慢多了”，“北京政府听到太多的声音，无所适从了。”他指的是，北京市目前奉行的九字方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名为焚烧争议后的政策完善，实则可能拖累了垃圾处理的后腿。

　　在他看来，很多地方政府正提倡的垃圾资源化已经过了头，滋生了很多假冒伪劣技术、产品，也不乏环境破坏问题，他只坚持一条，所有资源化、减量化都不是垃圾的最终处理方式，而垃圾最终要么填埋、要么焚烧，而北京已无地可填，就只有焚烧。这也是这位主烧派多年来毫不退让的根本理据。

　　反烧派阵营的毛达则提醒，反烧派人士必须对政府所做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有所了解，“毕竟政府回应了民众的这个诉求。”而事实上，更大的困难在于，即便是关心焚烧的人都未必真正关心垃圾分类和回收。

　　如今，多少出于平衡考虑，无论是主烧派主张的“推进垃圾焚烧”，还是反烧派建议的“促进资源化、减量化”，都已经可以从政府的文件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北京的官员们更愿意相信“多渠道并举才是解决北京市垃圾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在主烧派和反烧派代表看来，“这只是民意大杂烩，并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