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首次在中国举行。在为期6天的气候会议上，中国民间环保组织(NGO)举行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题活动，60多家中国NGO首次联合行动，共同发布立场书，呼吁各国直面气候变化挑战，尽快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同时呼吁各国立即加入全球低碳竞赛。作为东道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草根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自觉和行动。    

　　本土环保组织的普世情怀

　　主持人：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召开之际，中国NGO为什么在一旁召开气候变化边会？ 

　　卢思骋：从2005年以来，中国本地NGO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工作，一方面，中国本地NGO到联合国国际谈判的会场中参加他们的活动，给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另一方面，中国NGO也会在国内针对公众的意识做出行动，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本地NGO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集体的一部分，也应担负自己的责任，总共有60多家中国环保NGO众志成城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全方位地让市民能够参与到这个气候变化的活动中来。 

　　刘鉴强：我到这里来以后，其实对谈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本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把大家带到一起来的，但在谈判过程中看到的往往是大家争权夺利，推诿责任，甚至于很多代表团成员都认为谈判就是要为了国家利益争权夺利。但在谈判以外，中国NGO和国外NGO在这里交流，中国60多家NGO联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NGO的活动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态度，1995年中国还几乎没有什么NGO，境外NGO限制也很严格。现在则不一样，大家济济一堂坐在这里开边会。 

　　主持人：作为一直在第一线实践环境保护的NGO，绿色江河在这次天津会议中做了哪些工作？ 

　　杨欣：绿色江河连续做了6年冰川监测，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监测结果和当地人的话展示出来，让大会的代表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冰川出了什么问题，了解中国的冰川和世界其他冰川有何不同。我们众所周知的北极南极、乞力马扎罗、阿尔卑斯山，因为上媒体的频率比较高，大家都比较了解。但公众包括很多官员都不太了解，中国青藏高原是世界山岳冰川分布最多的区域，这个区域生存着数百万的人口，而且这个区域还是南亚、东南亚，包括中国很多江海的发源地，从这个地方发源的河流养育了13亿人口，这个是不被外人所知的。冰川是生物多样性的顶端，是高山的血液，一旦血液流干，高山将失去生命，高山下的居民将成为生态的难民。所以想通过我们的展示，包括边会甚至宣传品，来传播这个信息。因为不能亲自到那个地方，所以要让让大家看见，知道变化，然后使得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生活时，为保护冰川做一些努力，让老百姓也能够参与进来。

　　NGO与政府企业互补

　　主持人：阿拉善SEE是一个由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这次为什么会参与边会？ 

　　杨鹏：阿拉善SEE参与气候谈判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去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就参与了。派出的企业家代表团中有9个企业家，他们代表了中国200多个企业家，在那做了一个哥本哈根宣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环境保护和低碳纳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阿拉善SEE有三个特点：一是自身在阿拉善地区从事防治荒漠化的工作；二是资助中国的环保NGO；第三是促进企业家增强环保意识。因为组织是由企业家组成的，所以企业家在帮助环保NGO，在参与这些会议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会受到很多影响。从更长远的效益来看，企业家参与阿拉善SEE帮助环保NGO过程中的思想转变，让他们对企业管理意识有所变化，这个变化可能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比如万科决定走绿色地产之路，这意味着什么？其实王石在会上讲的那些东西，可以看出作为阿拉善SEE的前任会长，他如何推动万科的绿色化进程，如何降低木材消耗。这些行为对阿拉善SEE非常重要，但不是很为人知的活动，甚至还会有一些误解，说企业家坐飞机去那里种树多消耗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企业家去种下一棵树对他思想的影响，和他转过来改造企业的效应，是非常大的。包括这次阿拉善SEE愿意提供一些平台，支持民间环保NGO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也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方向。 

　　卢思骋：我们在天津谈气候变化，不仅仅是说政府要有减排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需要老百姓行动起来。NGO对于推动老百姓的气候意识提高，提供一些方法和渠道，让老百姓参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企业如果没能够跟上低碳竞赛的步伐，未来肯定会落后，商机会越来越窄。所以我们提出的观点就是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中国的政府、企业、民间三方面必须一起携手竞跑未来。作为世界工厂，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粗犷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过时了，中国企业如果想要在今后保持竞争力，今天必须加入到绿色竞赛，没得选择。

　　NGO从小众走向公众

　　主持人：我们一直在说要让更多公众参与到环保事业中，但是有个问题是，现有的环保组织如何让很专业化很小众的行为扩展到公众层面？ 

　　卢思骋：中国NGO发展时期较短，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很多方面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非常密切，但中国NGO并没有因此放弃推动更多公众参与的努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议题里。比如我们现在接受的、国务院也发文了的“夏天建筑物里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26℃是2004年6家中国环保NGO联手提出的倡议，经过6年发展现在已经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很支持，也给出一定规定和指示跟着去做，这是很好的案例。 

　　NGO在一个点上集中力量做了件小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做过，但通过慢慢地滚动和媒体的传播，有更多NGO参与进来，慢慢地政府和老百姓都接受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夏天空调不要开太冷。26℃的案例不仅改变了公众的行为，而且政府的政策也跟着变，甚至企业也会有一些行为的改变。 

　　另一个是9月22日的无车日，地球村、自然之友、环境文化促进会等许多环保NGO在2005年提出参加国际无车日。2006年更多NGO参与进来，2007年在政府的协作和支持下100多个市政府加入行动。2008年，2009年，2010年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政府和老百姓、NGO一起携手推动无车日的概念。 

　　刘鉴强：我曾出版过一本书叫《天珠：藏人传奇》，里面有一个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点的故事。一个藏族干部索南达杰去可可西里开发资源，管理金矿，突然发现大批藏羚羊被猎杀。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他突然转变了思想观念，把其他工作都扔下去保护藏羚羊，最后因为抓盗猎者而牺牲。索南达杰死去，他的追随者成立了保护野牦牛的志愿者队伍，自然之友的梁从诫发现他们后，带领很多记者前去报道，支持他们，在全国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于是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一下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自然之友的第一个全国性影响就是在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这件事上树立起来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自然之友、藏羚羊和可可西里。 

　　杨欣老师当时已经成立一个组织了，在当地考察，索南达杰的追随者扎西多杰受杨欣老师的影响，成立了藏区本土的第一个NGO。现在国家成立了可可西里保护区，藏羚羊保护得不错，建青藏铁路也给藏羚羊留下通道，甚至藏羚羊已经成为亚运会的吉祥物。 

　　一个官员影响了一个NGO，NGO又影响大众和更多的NGO，唤起了很多人的意识，做可持续性的工作。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一个NGO的工作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NGO应承担更多责任

　　主持人：民间组织在社会层面上做环境保护，不可避免地要和政府打交道，尤其是结合这次峰会，请谈谈在与政府交往的过程中的感受。 

　　卢思骋：中国参加气候谈判只有几年的历史，我们国家代表团对NGO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是非常认可的，国家也期待NGO能够在国际谈判上有更积极的作用。在天津会议第一天和一些政府代表团的朋友聊天，他们也提到中国NGO能够在国际谈判中对于谈判的一些技术细节，能够参与进去，给出更有技术含量的建议，帮助谈判国之间的沟通和推进共识的形成。 

　　这次天津会议中国60多家NGO联手做了20多场活动，在合作规模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形式上最多样的，活动也是最密集的，不久后的坎昆会议，以及明后年的气候会议，都是对中国NGO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再上一个台阶的机遇，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期待政府和企业有一个良好的互动，一起联手推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方向。

　　本期公益演播室将于今日8时在京华网视频频道(http://v.jinghua.cn/)上线，新浪等网站同步推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夏萌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