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尤：接连“打酱油”的鸟专家

　　冯永锋

　　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开始往朋友们的手机里灌“即兴诗”的时候，称自己为打油诗人；诗歌短信发送得久了，干脆称自己为酱油诗人。诗歌不算太好，但由于持续在写，写的都是现实感受，因此，经常也有佳句涌现。

　　环境保护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坚韧的拔河，有时候会遭受到败绩，更多的时候只能发声感叹，但只要持续用力，时时积累，终究有佳作呈现的那一刻。

　　由观鸟而识鸟，由识鸟而爱鸟，由爱鸟而惜鸟，由惜鸟而护鸟，为鸟请命，又由为鸟请命而扩展为自然请命。这就是一个民间鸟类专家的环保轨迹。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这里面没有痛苦，只有喜悦，这里面没有冷漠，只有温热。保护自然是件快乐的事，认识自然的奥妙让人头脑充实、心灵盈涨。民间环境保护可以从自娱自乐开始，你真的玩得专业了，你想做保护也就容易了。

　　若嘎天上路，车驰牛羊驻；风马旗招展，可为鸟兽度

　　2010年10月12日凌晨6点多，沈尤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位于若尔盖湿地的红原县出发，继续调查这片高原湿地的鸟类情况。车速不快，才每小时50公里，然而，行走出县城不算太远，他们听到车子仿佛撞到了一只动物，或者是只流浪猫，或者是只太早出门的藏獒，或许是只他一直想一睹真容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荒漠猫。

　　果然是只活物，它躺在地上还在些挣扎的气息，然而很快，它就抽搐着死去了。死得很不情愿，很是匆忙和突然。一切都没准备好，就这样匆匆离开了薄雾迷茫的世界。

　　这是一只猪獾。算是草原上不太常见的。若尔盖草原，或者说若尔盖湿地，有狼，有赤狐，有猞猁，有荒漠猫，有高原兔，有倭蛙，有高原鼢鼠，有黑颈鹤，有褐背拟地鸦，有游隼，有云雀，诸多野生动物让草原充满了生机。然而，所有这些动物都畏惧地望着一条条笔直而飞快的公路横在命运之前。是活是死，谁也说不清楚。

　　像若尔盖这样的高寒草原，修路比较困难，过去，公路网系比较松散，路面也坎坷得很，车在上面行走，速度没法太快，有时候遇上冻土翻浆，几十公里的路甚至可能走上几小时。缓慢的速度让所有横穿公路或者到路上玩耍的小家伙们获得了足够多的逃命时间。然而，几年以前，当修路的技术和愿望占据了湿地发展的主流，一条条又宽又平的柏油马路像机场跑道一样粘着在草原身体之上的时候，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土著居民”们纷纷发现，公路，随时会成为它们的坟墓，让它们死无葬身之地，让它们活着充满了痛苦。

　　十年前，沈尤与一些朋友成立了成都观鸟会，当时，他们最大的乐趣是观察所有从眼前飞过、在眼前跳跃的各种空中生灵。若论起鸟类的丰富性，四川仅次于云南。全世界的鸟类如果说有9000多种，全国的鸟类如果说有1140种左右，云南的鸟类如果说有800多种的话，那么四川的鸟类，有700多种。一个人的一生，能够与这么多的自然精灵来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然而，不幸也随之而至。自然保护是一项随时冲击心灵的工作。一个自然保护工作者最容易感知的就是自然的痛苦。我们过去不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建立交接联系。自然在我们漫布但我们却一无所见。然而，当我们开始观鸟认草，察云辨风的时候，自然界开始变得生动有机起来，它们在我们面前不再是一个浑然无阙的概念，更不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文学想像和抽象抓取，而是由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个体物种组成。当你开始观察麻雀的时候，麻雀不再是书本里的一个词，也不是一个鸟类分类学里的一个术语，也不是《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里的那幅准确的写真图；麻雀就是在你楼前的空调洞里做窝、繁衍，在你家院子里觅食，在电线上求偶，在路边教子女飞翔的那一对勤劳而勇敢的夫妇。

　　观鸟之美就在于你能够随时随地与鸟类来往，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身边一定会有鸟类存在。此前你没觉得它们不存在，是因为你不想和它们来往。而一旦你的神经随时能够接通它们，那么，它们的喜悦就会成为你的喜悦，它们的痛苦就会成为你的痛苦。你能够与鸟如此这般地通感，那么你也能够与蛙，与兽，与草木，与阳光河流，与石头沙土，如此这般地通感。

　　2010年8月26日，沈尤往我的手机里发来了一首“五绝”，这一次略有不同，诗歌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他的诗这样着笔：“若嘎天上路，车驰牛羊驻；风马旗招展，可为鸟兽度？庚寅七月十七酱油诗人沈尤行走郎川路至阿西茸见荒漠猫遇车祸而亡，怜悯之情油然，谴责之意愤然。”

　　多年以来，沈尤一直就想亲眼见到，亲手拍到荒漠猫，但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他，一直不给他机会。因此每月赴若尔盖的日子到来前，他的心中都要默默念祷，希望这次能够如愿。没想到，当真的如愿时，却发现路面上躺着的是一只死去的荒漠猫。没等他看上几眼，一辆摩托车路过，车主俯身拣起死猫，随风飘摇而去。沈尤只能追在后面，用长焦连拍了几张它被人拎着悬于空中的遗容。

　　其实在见到荒漠猫之前，他已经见证了好多桩公路伤害事件。第一眼见到的是一只藏獒，被撞后肝肠流了一地；又见到几只云雀，还见到了一只戴胜、一只白鹡鸰，它们都在毫无提防、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被路过的车撞飞、撞残、撞死；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地辗压上去，像同谋似的直到把这些尸体压平，压无。

　　沈尤写完诗后，觉得无法再忍受下去，他得对公路说些什么，他得对司机说些什么，他得对中国与公路交通有关的法律说些什么。

　　但在此之前，他得做更多的调研，这样，才可能让说出来的话，让人信服。

　　日出原上雾成虹，月落曲下峦争峰。夏花黯淡秋花艳，鹤舞牛羊马飞鬃

　　2010年9月25日，沈尤又一次赴若尔盖湿地时，给自己和团队追加了一条新任务，就是开始有心地关注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情况。

　　从成都到若尔盖600多公里，开始时候是在山区里行走，死于路面的野生动物较少，死于车前挡风玻璃的各种昆虫较多。但一到高原，进入相对平缓的草原路面，两边的动物似乎总是不记得公路的危险，前赴后继地死在滚滚车轮之下。

　　在国道213线，他们先是看到了一只小云雀死在路上，相隔几百米，又看到一只；接着，一只血肉模糊的藏獒瘫倒在路上。小组的记录这样说：“早晨七点半出发，共行进五十公里，频繁发现野生动物事故现场，马不停蹄记录，共7起，但还是少于我们遇到的道班所描述的数量。”“我们访问了路边的道班工人秦川生，他已经做了二十年的道路养护工，说路修好以后动物车祸‘要高得多’，他每天要在15公里范围里清理5、6只鼠兔，每个月1、2次牛羊马。沈尤一直想亲眼见到活体但却只看到尸体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荒漠猫，道班工人称之为草猫，每月也要撞死1、2只，多是晚上；有时候还有野狐狸会被撞死。”

　　2006年起，沈尤的朋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副研究员戴强，就开始对若尔盖湿地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进行过研究，在他2008年提交的报告《公路对若尔盖高寒地两栖动物影响及保护建议》中，提到，野生动物公路致死是全世界面临的生态问题，虽然中国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少，但国际上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最近40年来，交通致死的野生动物已经超过了捕猎导致的死亡量：荷兰上世纪80～90年代每年有2万只鸟死亡；由于与野生动物相撞，现在美国每年造成200个摩托车驾驶员死亡。

　　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戴强所在小组调查了522条样线，以当地三种两栖动物高原林蛙、倭蛙和岷山蟾蜍为例，观察野生动物公路致死的情况。这三种动物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大，对当地生态系统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种群有下降趋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公路成了它们的坟墓。他们发现，在雨后或者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这三类动物在公路上被汽车碾压致死的数量最多，一条样线常常能发现上千只动物尸体；如果公路边的防护带有缺口，那么死亡的数量更大，有缺口公路的死亡数量是无缺口公路的将近20倍。同时，这些公路对喜马拉雅旱獭、艾鼬、高原鼠兔、红嘴山鸦等动物均造成致命伤害。

　　9月底的调查没有见到荒漠猫。9月28日，调查小组一早出门，想看看天尚未亮时是不是有机会。五点多，他们在道边“遇到一只野猫，体型较小。我们的车路过时，它被惊讶很快跑到道边山坡上的一个洞穴里。从尾部的黑花条纹判断，很可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荒漠猫，只是不能判断它钻进的洞就是它的住穴。但从动物受惊后回穴来判断，有可能是。调查小组在洞口打了手电照了一张‘栖息地照片’。洞穴离地两米高，拍完荒漠猫，我们一回身，就发现刚刚经过的一辆车，把一只蛙类刚辗死。”后来经调查小组再三查证，这只猫不是荒漠猫。

　　公路成为让人如此恐惧的生命杀手，沈尤无法再坐视不动。他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建议书，

　　他向成都市的政协，递交了一份《建议切实有效减少国道213线若尔盖段对野生动物的交通伤害》的提案。提案中有他和志愿者们的八条建议，第一条即是，“继续对本地区全路段进行公路交通对野生动物伤害进行专项调查，统计出事故频发的路段和频发时段。”沈尤说，掌握频发路段和时段，是一切救助工作的前提，目前还有人做过这项工作。

　　此外，他还在提案中建议，“在事故频发路段设置强制减速带和围栏通道等并全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以下”。《湿地公约》秘书处亚太区域高级顾问雷光春博士认为，60公里/小时对两栖类动物还是威胁太大。

　　沈尤则认为，工作要一步一步来做，如果在关键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建议能够被采纳，下一步，就要发动环保志愿者，在特殊的迁徙季节前往事故多发路段，进行人为救助。2002年，成都市的另外一家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正在修青藏铁路，环保志愿者发现，其实铁路对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危险不大，可怕的是与铁路几乎并行的公路。2002年8月8日到8月18日，在杨欣负责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推进下，为了方便藏羚羊通过，青藏铁路大多数铁路的施工车辆都按要求的时间段停止运行了，但青藏公路的其他车辆还在继续。“作为民间的保护站我们没有执法权，不能象警察一样强行让车停下，但又不能眼看着藏羚羊的迁徙受阻。拦车，为了藏羚羊，我们只能用精神去感动司机。之后每天的凌晨四点，志愿者队伍便顶着寒风出发，在日出前赶到离保护站三、四十公里外楚玛尔河畔，在藏羚羊迁徙通道两端拦一个小时的车。我们打着‘绿色江河’旗子和广州大学生志愿者的队旗在晨曦中向着来车挥手，车停后，对每一位司机说：‘我们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前面的藏羚羊要过公路，你能把车停下等一小时(或几十分钟)吗？藏羚羊将祝你一路平安。’随即送给司机一个中国结的藏羚羊平安符，一张动物的不干胶贴画。几乎所有的司机都接纳我们的请求和宣传品。停车期间，有部分藏羚羊借助我们的帮助成功跨越了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施工工地。”

　　其实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已经意识到高速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一些科学家在新疆研究了公路对野马、白尾地鸦的伤害，在云南研究了公路对亚洲象的伤害，在吉林长白山研究了旅游公路去鼠类和林蛙的伤害。2007年11月，北京科技报刊登了报道《公路成中国野生动物最大杀手》，公布了著名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当年的调研数据：仅仅在当年5月份，在若尔盖湿地，一场雨后，因公路交通而碾压致死的野生动物就达到5800只，而在8月底至9月初，这个数字也高达4450只。

　　2007年的报道传播开来后，有关部门就立即在若尔盖湿地的公路两侧设立“野生动物通道”警示牌，并建设围栏通道系统，但伤害并未减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警示牌不够鲜明，针对司机的劝阻工作不够有力，也可能是相关调研还不够深入。“总之，在这个课题上，环保志愿者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12日凌晨撞死猪獾的事件，让沈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50公里的车速依然会撞死像猪獾这样的动物，那之前他的提案中提出的在野生动物出没频繁地段限速60公里是否有效，就值得做更精细的研究，野生动物公路伤害需要更多科学方法的细致考量。

　　或者该反过来，从有车族的身上发现可能性，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大国，稍微有点钱的人就会去买车，稍微有点权力的人一定坐在车上，那么，让有车族文明起来，遇上野生动物时自主减速，或许是个比法律约束更为理想的感染。这就需要环保组织来做提前的酝酿和发动，他所在的成都观鸟会，愿意担当这样的责任。

　　鸥浮鱼跃雁沉塘，鹤鸣子和日生光。花随暖泥潜入水，半湖明镜半湖黄

　　沈尤有一个著名的“陌生人理论”，他认为环保应当做到环保圈子之外。他发现荒漠猫被撞死时，悲伤难以自抑，为此拍了照片，写了悼文，以“猫命卑微”为标题，图文并茂，通通都发在一个旅游的论坛上，而不是像很多环保人士，下意识地发在环保论坛上。“旅游论坛里的人，其实也都关注环境保护，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对大家了解现状很有益处。我们要替对方着想，而不是一味地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危机的可能性。”

　　“鸥浮鱼跃雁沉塘，鹤鸣子和日生光。花随暖泥潜入水，半湖明镜半湖黄。”这是沈尤一次在若尔盖调查时，顺手写的风光诗。若尔盖湿地有很大一部分，在四川阿坝州境内。阿坝州准备在离首府马尔康半径80公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个能够修机场的合适位置，最后发现，可能只有“龙日坝”这个地方合适。

　　沈尤听到消息后觉得很是担心，他不是担心高原湿地上栖息的鸟类生境受了影响，相比于这个，他更担心的是飞机的起落会不会遭受鸟撞的影响。

　　他凭近十年的鸟类调查发现，龙日坝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而且龙日坝往南，就是群山夹峙，原来在相对宽阔的天空中飞行的鸟类，在这里不得不收紧编队，停滞一下，重新编排，以便队伍能够沿着峡谷飞行。这样，龙日坝的上空，鸟类的活动将非常频繁和无序，这与航空的逻辑化要求往往会起冲突。

　　在全世界，飞机的鸟撞都是一个难解的扣，哪里都有鸟类飞翔，想找一块没有鸟类的净空安排机场，似乎是不可能的。而模仿鸟类飞行的飞机，在迎来送往的途中，必然会与鸟类相遇。

　　更有意思的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像天鹅，能够飞到9000米左右的高空，这样的高度与飞机的行航高度往往相近。两类“飞行器”，在天空中狭路相逢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也不低。鸟飞得不快，但飞机的速度很快，二者相撞时，是二重速度的相加。一只以每小时50公里飞行的鸟，撞上一架以每小时800公里飞行的飞机，它很可能像子弹那样穿透机壁，因为这时候，它的速度，是每小时850公里。而更多的鸟，往往会被飞机的螺旋气流所裹胁，冲入发动机内，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他的焦虑很快通过一份政协提案提交到了相关部门，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一些科学家开始在龙日坝进行定点观测，准备连续观察上十年二十年，以筛选出最优方案。沈尤说，从鸟撞的风险来看，最理想的当然是不建机场。但如果非要建机场，有一个办法就是“错峰”，也就是让飞机最繁忙的时间，与鸟类迁徙最频繁的时间错开。这错开至少分两个部分，一是每天的错开，鸟类一般在凌晨和傍晚比较活跃，“起飞和降落”的频次较高，这时候如果飞机停止起飞和降落，那么风险就会低不少。另外，候鸟大批量的迁徙季节是在秋天和春天，这时候，龙日坝一带冰雪未化，气候条件也不太允许通航，在这时候给鸟类腾出空间，也是个双赢的办法。

　　沈尤发现，有很多机场，为了避免鸟类干扰飞行，就购买了“驱鸟器”，用鸟类害怕的一些声音，刺激鸟类脆弱的神经，让它们逃离机场周边，不敢靠近。但这样办法能解决的区域比较狭小，解决的办法也不太符合生态保护的规则。最理想的办法，是充分地研究鸟类的习性，充分尊重鸟类的本能，在合适的时候，给鸟类让出些空间，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要求，简单粗暴地做决策。因为自然界有人类许多尚未理解的现象，如果在没研究透的时候就做决定，也是给人类的“活动安全”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

　　2010年10月13日，沈尤专门又去龙日坝做了一次调查。入秋之后，候鸟开始集结南飞，大型的雁鸭类已经开始编队，振翅而去；大型的猛禽也在半空盘旋，呼朋唤友。他所关注的黑颈鹤，也有一些家庭开始商量，做起了准备，它们要飞往西藏雅鲁藏布江一带的湿地里越冬，到次年3月份，再重新返回若尔盖度夏、繁殖。

　　红苕垅下蛄蝼青，冬瓜架头履虫行。柿黄中秋千树鸟，柚香半夜满天星

　　2010年7月底，我随沈尤，一起去若尔盖。这次例行的月度调查，主要想看一下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若尔盖的头衔非常多，是国际重要湿地，是“中国最美湿地”，是长江尤其是黄河的重要补给水源，是北方沙尘暴的“启动源”，也是黑颈鹤的重要繁殖场。

　　一起去调查的专家，是成都观鸟会的秘书长杜科。杜科在昆明西南林学院上学时，曾跟随该校著名鸟类专家韩联宪观鸟，从此喜爱上了这门“美好职业”。他回四川工作后，先是到了平武的王朗自然保护区，几年前，他辞职出来，和沈尤合伙成立成都观鸟会。两人浸泡在四川无边无涯的鸟类中间，一路潜行，最终都成了民间观鸟高手。

　　杜科的夫人也一起去做记录。她从吉林桦甸考到四川农业大学，学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正是因为观鸟，她认识了杜科。沈尤开玩笑说，成都观鸟会已经成了婚姻介绍所，成就了不少姻缘。

　　无论是在花湖还是在尕海，还是在其他广阔的草原，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黑颈鹤并不多，见到带着小鹤的“花好月圆之家”，不过才几次，很多时候，草原都是空旷的；鹤，不知躲到了何处。不过自然界总是给我们信心，经常是在不期然之间，我们的双筒望远镜会扫过一个可疑的身影，然后用单筒对焦上时，我们会发现，正是一家子在那觅食，小鹤紧紧地跟随在父母身边，父母吃什么，它就跟着吃什么；经常能看到，父母慈爱地把找到的食物，塞到小鹤的嘴中。

　　除了黑颈鹤，我还顺便见到了黄嘴朱顶雀、乌嘴柳莺、拟游隼等我此前没有见过的鸟。

　　如果说1996年9月份，北京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始尝试“公众观鸟”，算是开始想要打通“认识鸟以保护鸟”的环保路径的话，那么这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来数十个观鸟会所频繁组织的观鸟活动、国际观鸟节，已经成了中国公众认识鸟类、保护鸟类、欣赏鸟类、拍摄记录鸟类的最佳路径。沈尤相信，环境保护的唯一出路是公众参与，而观鸟，在当前，似乎是所有的路径中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个，一是因为鸟类太漂亮了，任何人只要举起望远镜一次，就永远放不下，一举就是终身；二是因为鸟类比较容易观察，物种总数不太多，随时随地又都可以就近观察，因此，容易入门，容易上瘾，容易炼成专家。

　　沈尤原来的目标，是在10年内，发展出10万名观鸟者，他相信这个目标在四川已经实现，不少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了观鸟爱好者，广大的市民更是积极踊跃，成都之外的不少城市也顺势成立了观鸟会。“有了足够庞大的爱鸟群体，保护鸟类就有了最强大的公众基础。下一步的目标，成都观鸟会是要带动100万名观鸟者。当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观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的利益，将让更多的人明白，保护鸟类，让鸟类在天然、自由的世界里生存，将是多么重要的‘生态竞争力’。我们不能只将鸟类看成一盘菜，也不能只将鸟类看成笼中逗弄的奴隶。我们要学会在自然界中研究它们，尊重它们，保护它们，在互相欣赏中度过完美的一生。”

　　在车上谈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忍不住谈到了中国鹤类的保护现状。我提到国际鹤类基金会好像有一位专家说过，中国的9种鹤中，只有黑颈鹤的数量可能还“稳中有升”，其他的鹤，包括白鹤、灰鹤、蓑羽鹤、沙丘鹤、白头鹤、白枕鹤、赤颈鹤，包括赫赫有名的丹顶鹤，数量都可能在下降。黑颈鹤算得上是中国特有种，几乎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部地区，云南、四川、贵州、西藏、青海一带，大体分为东部种群和西部种群。西部种群的数量要大一些。

　　如果说森林的破坏对大型兽类会产生致命威胁的话，那么湿地的破坏，对大型鸟类，威胁也极大。鹤类、鹬类、鹭类、雁鸭类生活环境受到的胁迫越来越多。很多鸟类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加油站、休憩所，而疲惫而死；很多鸟类由于去年还在觅食的湿地今年已经干涸或者被填平，而流离失所；很多鸟类由于长期生活在受污染的环境而显出了原先没表达过的习性。

　　沈尤对黑颈鹤数量在上升的说法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即使在对鹤类最友好的青藏高原，黑颈鹤的数量也可能在下降。根据他的观察，若尔盖繁殖区的黑颈鹤大概有600多只，繁殖成功率并不高，一对夫妇一年最多只能繁殖两三只小鹤，多半只能繁殖一只，有很多繁殖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被正常的天敌吃掉如果说是“预算内投资”的话，那么由于栖息地受损导致觅食困难，由于人为干扰太多导致惊吓恐慌，可能是经济发展对鹤类保护的“副作用”。他觉得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专家研究得并不精深，而没有做足够的研究，就着急下结论，有可能就有“学术风险”。

　　沈尤在大学学的是通信工程，他至今还在经营着一家通信工程方面的公司，得空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两单生意来填补家用。但绝大多数的时间，他都得为成都观鸟会奔忙。成都观鸟会过去是个“志愿者组织”，因此没想过要设立办公室，一些杂物、书籍资料什么的，就堆放在沈尤的家里。2010年，成都观鸟会得到了一些基金会的资助，准备租用一间办公室，发展一些工作人员，把日常工作给更规律性地抓起来。

　　日常工作其实不少，成都观鸟会要编制成都平原的鸟类目录，要做成都平原的湿地调查，他想研究出一套指标体系，能够迅速判别鸟类与栖息地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确认栖息地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破坏；要在大学里发展观鸟团体，帮大学生们编制校园的常见鸟类名录。他还要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绯胸鹦鹉(又叫四川鹦鹉)盗卖行为调查——在大绯胸鹦鹉的栖息地，林权改革之后，当地人觉得树已经“分包到户”，那么树上的鸟，也很自然地有了主人，因此，没有任何忌惮地在大绯胸鹦鹉的繁殖季节，掏其鸟蛋来孵化，然后卖到宠物市场。鸟类会被人抓起来饲养以取乐，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其音美，像百灵、黄鹂、画眉、山雀；二是其色佳，像大绯胸鹦鹉、红嘴相思鸟；三是其形威武可利用来“捕猎”，像猎隼、鸬鹚。他想组织志愿者搞清楚，大绯胸鹦鹉是如何被掏取、驯养、销售、家养的，他觉得应当在翔实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有力的报告，提醒大家一起保护这个濒临绝根的“原生态之美”。

　　他还忍不住对四川大学校园内的一片林地的担忧。这片林地很可能要被拆迁重建，而就在这片林子里，他们的长期鸟类调查发现，有一些重要的鸟，比如金胸歌鸲、橙头地鸫、白眉鸫，会在这过境、休息。他高速运转的头脑又开始琢磨，他敏感的心又在下决定，他的专业素质给了他信心，他要为保护这片林地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