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205期封面

　　引言

　　君住东江头，我住东江尾，共饮东江水。

　　东江是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之一，不仅为赣粤港4000万人口提供用水，也承载着赣州、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等地的航运和灌溉，为珠三角及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提供着重要保障，是名符其实的“政治水、经济水、生命水”。

　　近年来，东江流域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水量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紧缺、水质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之上下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种矛盾逐一显现。东江流域水危机成为政府和公众迫切关心的问题。

　　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由深圳水库至江西寻乌县桠髻钵山对东江进行“潜水”考察，途经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区，行至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三大水库，沿途采访当地居民、相关水利水电单位及各级政府官员。水资源紧缺是各城市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围绕着水的使用权和排放权的竞争日渐激烈，因水质下降造成的资源性缺水更是让整个流域各级政府头疼。

　　与此同时，非法采矿带来的生态灾难、大规模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垃圾污废处理能力匮乏、工矿企业的历史欠账过多⋯⋯重重问题困扰着东江流域各城市。

　　在水资源压力之下，有的城市甚至做出了巨大牺牲，保障了4000万人的用水安全。这场保护水、挽救水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道路依然漫长。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水利，划定“三条红线”，提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广东省藉此机会强推东江流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推动一系列工程实施更严格的水量监控，加强保护区的环境监督，严格控制水源地的工矿开发、经济林种植和养殖业规模。

　　“红线”对流域内的各城市而言，既是枷锁，也是空间。在此契机下，人们开始反思发展模式、呼吁制度优化，并且积极寻求出路。

　　多位相关职能部门官员和业内人士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从国家层面统筹跨省流域的规划和管理；在立法和制度层面尽快建立起全流域综合整治的协调配合机制；尽快将水资源保护的责任以考核的形式落实到地方官身上⋯⋯

　　形势逼人。东江流域对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探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解决东江面临的各种困难，建立起省、市间更合理更有效的责、权、利机制，东江探索的样本意义值得深思。

　　水污染：谁是子孙后代的罪人

　　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东报道

　　“谁盗采稀土矿，谁就是子孙后代的罪人”；“采取超常规措施，坚决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行为”⋯⋯从赣南到粤北，此类横幅标语随处可见。

　　在东江流域水源涵养地的山林里，到处活跃着铤而走险的“稀土大盗”，以及围追堵截“稀土大盗”的国土、公安、林业执法人员。

　　东江水质最大的威胁之一，来自源区开矿造成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稀土矿的破坏式开采法带来的危害尤甚。

　　最近几年来，“国家重要战略矿产资源”稀土走私猖獗，因为限制开采更是价格飙升，利益驱使下，稀土遭疯狂盗采。

　　“持久战、游击战⋯⋯他们都用上了。”2011年10月下旬，河源市龙川县上坪镇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白天捣毁了，晚上他们又去开工，一个坑、一袋碳酸氢铵、一张塑料布就可以开采。”但是他强调，在严厉的打击下，这里已经没有规模化的盗采。

　　至于之前发生在这个镇新村的那场“枪战”，他解释说，是由于农民抢夺开采以前开矿时留下的边角余料发生的冲突。目前，公安局已经成立专案组，驻扎在上坪镇，尚未结案。

　　山村里的枪声

　　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的镇新村枪击事件，被官方定义为“林地纠纷引起的持枪斗殴事件”。随后广东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直指这一恶性事件是非法采矿引起的纠纷。

　　2011年10月5日凌晨，在新村村委渡田河自然村一个小店门口，28岁的刘振金被26岁的曾凡漕开枪击中，左胸至腰间被装小钢珠弹的猎枪打成了蜂窝。据媒体报道，刘振金一伙人开了个稀土矿点，曾凡漕等人要求入股，双方没有谈拢并发生冲突，后曹持枪行凶。

　　11月1日，龙川县公安局发出了对曹凡漕的“悬赏通告”。截至记者发稿时，办案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网。

　　行凶者的枪是自制的。10月底，在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仙塘工业园区以北的205国道上，本刊记者偶遇一群摆摊叫卖枪支、电棍、管制刀具的人。做工粗糙的自制猎枪，装填的小钢珠弹与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弹看起来类似。劣质一些的“手枪”实际上不过是装塑料子弹的玩具气弹枪，但是电棍和砍刀都是货真价实。

　　国道上，俨然一个流动市场。本刊记者下车观看时，不时有粤B、粤P、粤L等牌号的车停下，与各摊主讨价还价、看货交易。

　　“鸟枪800，手枪600，电棍200，要的话可以便宜点⋯⋯”女摊主招呼起客人，泰然自若。

　　“头顶生疮，脚下流脓”

　　2011年11月初的一天，粤北地区还是烈日炎炎。本刊记者跟随河源市国土执法大队队长吴镜辉一行人上山，寻找盗采稀土矿的作业点。

　　在和平县优生镇新联村，刚刚因为媒体曝光而端掉了一个窝点。上百亩山体斜坡上，架着白色的水管网。本刊记者一行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当地的执法部门已经在做清理工作。水管已经被一节节砍断，刀痕处渗出溶解着草酸的水来。

　　山坡上的几个大沉淀池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被炸成乱土，满池的水喷向天际，又顺着山体哗啦啦地留下来。

　　“这个规模不是农民偷挖老矿的边角余料，显然是老板做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场的国土执法人员这样下判断。

　　在现场协调各执法部门的镇干部发誓赌咒地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也都不知道老板是谁，我们跟他们都是仇人！他们白天都不出现，一个星期前我们才来清理过，但是很快他们又恢复了。”

　　现场的公安干警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来过几次，即便是把车放很远，走路上来，也堵不到人。“他们都有放哨的。”

　　吴镜辉告诉本刊记者：“市委市政府打击盗采稀土下了很大决心，从2006年以来，我们已经打掉了200多个窝点。”

　　河源市开始有大规模的稀土盗采行为，也就是近几年稀土价格上涨之后的事。2006年到2007年集中打击了两年以后，2008年情况有好转。但是，自从2009年至2010年稀土价格飙升后，盗采行为又有抬头之势。

　　吴镜辉用“头顶生疮，脚下流脓”来向本刊记者解释盗采稀土矿对山体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以前的国有稀土大矿是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整片整片的山体被挖开，触目惊心，污染严重并造成水土流失。

　　最初的私挖滥采也是露天开采，在受到严厉打击后开始转换操作手法---从山顶打洞灌药侵蚀山体。手法隐蔽了，也更危险。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变成植被不能生长、径流携带面源污染、且潜藏着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域。

　　2011年7月22日开始，河源市又展开了打击违法盗采稀土的专项行动，即便是坐在出租车里，也能听到广播里反复播出悬赏通知和举报电话。

　　根据9月份统计，自专项行动以来，和平县一共出动了3100多人次，投入250多万元整治资金，对53个非法采矿点(含老矿点)进行整治、毁闭。炸毁矿池204个，回填水池5000多立方米，捣毁厂房6360多平方米。清除的水管，连起来有9.6万米长。

　　与盗采者玩“猫捉老鼠”

　　为什么盗采稀土行为在打击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还会屡禁不止。吴镜辉总结说：“因为风险低，利润大。”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盗采矿产资源达到一定的价值，才能提起诉讼。但是如何取证和鉴定，就很困难了。稀土包含在矿石中，以现在的“游击战”作战方式，盗采者往往是蚕食搜集，且马仔在前，老板在后，就算抓到人，也很难认定他究竟盗采了多少。且评估机构全省仅一家，基本没办法走国土条线的法定程序来给予盗采者沉重的打击。

　　所以，除了一些超常规手段，如收缴摩托车、砸掉柴油机等打击方式之外，联合执法组一般都是从林业角度入手，按照盗采稀土矿造成的“毁林面积”来认定和处罚。

　　而对稀土盗采的“头目”来说，抓住了一般只是损失工具成本，只要别跟同行火拼出人命，月入千万也不是梦想。

　　国土执法之难，还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执法困境。在龙川县踩点时，几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总结的对手有三种人：有钱的、有权的、带黑的。

　　“有的时候情况很诡异，”一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你到一个镇一个村之后，就会觉得气氛不对劲。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的盗采行为，尤其是上规模的盗采行为，是存在保护伞的。在你的地头上开矿，你能不知道吗？”

　　长期从事执法工作，与盗采者玩“猫捉老鼠”，不仅要顶着工作压力，也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这几年来，我经常收到恐吓短信，精神压力真的很大。”龙川县一位国土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

　　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带黑的”团伙从执法人员的亲人下手，拉他上中学的儿子“入伙”，还打他。最后，他迫于无奈将小孩转学异地。他们认为，要打击盗采行为，必须得整治行业市场，要挖出“幕后老板”，惩治“保护伞”，否则，这场沉重的战役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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